理學在南宋取代五經

理學又稱道學，為北宋周敦頤所創。周敦頤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清代學者黃宗羲在《宋儒學案》中說道：“孔子而后，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對周敦頤甚為推崇。

周敦頤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參考《太極圖說》)”。圣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

后來，周敦頤的理學思想經程顥程頤兄弟傳承，得以進一步發展。

到了南宋，理學在朱熹手中集于大成，他所著的《四書集注》后來慢慢取代了五經的地位，科舉考試便在《四書集注》的范圍內出題。

權臣相斗牽連理學

宋寧宗時的權臣韓侂胄(侂音同托，胄音同驟)由于結黨營私，驕奢淫逸，很讓“滅人欲”的理學家們看不起。

韓侂胄索性把理學定為“偽學”，規定凡是“偽學”中人，一律不能做官。大小官員在寫述職報告時，還要多加上一句“不是偽學黨中人”。此事在歷史上稱為“慶元黨禁”。

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北伐失敗，金朝向宋索要主謀。史彌遠時任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與楊皇后等密謀，殺害了韓侂胄，然后用匣子裝上韓的頭顱送往金朝求和。

此后，史彌遠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把持國家大政。史彌遠對于理學并沒有太多心得，不過本著“敵人反對的都要支持”的原則，就對理學家頗為照顧，提拔了不少人到朝中做官。

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寧宗死，史彌遠矯詔擁立趙貴誠，改名趙昀，是為宋理宗。同時，史彌遠封原太子趙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寶慶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等謀立濟王趙竑未遂，史彌遠派人逼趙竑自縊，對外詭稱病死。

理學家不滿意史彌遠的做法，紛紛上書為濟王伸冤。史彌遠看到理學家們如此不識抬舉，便很生氣地把他們趕出朝廷。

史彌遠死后，宋理宗親政。他為了勵精圖治，便把那些理學家重新召回朝廷，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崇理學的風氣。對于那些已故的理學大師，如程顥、程頤、朱熹等人，宋理宗都賜給謚號，請進孔廟。

宋理宗很認真地研讀理學經典，一時間“周程張朱呂之說，家傳而人誦之”，理學一下子由“偽學”變成備受推崇的“正學”了。

理學家學問的要義在“存天理，滅人欲”，不僅對小民，也對達官貴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誠意”。據說，程頤凡赴宴只要得知宴會上有歌伎時，他便會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因上書彈劾秦檜被貶到海南的義士胡銓，晚年回到京城時，有一次看到一個歌女臉上的酒渦很可愛，情不自禁贊賞了幾句。

朱熹為此特地做詩一首：“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言下之意就是責備忠臣義士老來為一個歌女動情，忘了國家大事和君臣大義，實在是修養不夠，“人欲”滅得不徹底。

風流天子召妓入宮

宋理宗晚年喜好女色，三宮六院已經不能滿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內侍董宋臣看到了，就給他想了一個尋歡作樂的方法。

一次元宵佳節，董宋臣為宋理宗召來了臨安名妓唐安安。唐安安既是臨安名妓，那容貌歌舞，自然精彩絕倫。宋理宗一見面再也舍不得丟開，就把她留在宮里，寵幸非常。唐安安也仗著宋理宗的寵愛，過起了豪奢的生活。唐安安家中的用具——上到妝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銀制成的;帳幔茵褥，也都是綾羅錦繡;珍奇寶玩，更是不計其數。

除唐安安外，宋理宗還經常召一些歌伎舞女之流進宮。

有大臣見宋理宗太不像話，就上書勸諫他，說如此胡作非為敗壞了皇帝三十年“修身”的效果。宋理宗看了，有點不好意思，于是囑咐該大臣不要把奏本給別的大臣看，但自己卻仍然舍不得就這么放走美人。那個大臣知道是董宋臣把妓女弄到宮里來的，就又給宋理宗獻上了一幅高力士脫靴圖。

董宋臣看了大怒，就在宋理宗面前告狀，說那位大臣詆毀皇帝。宋理宗倒也不惱，還笑著說：“這個是在罵你，并不是在罵我呀。”

董宋臣趕緊解釋：“這家伙把皇上比成唐明皇，閻妃娘娘比成楊貴妃，把臣比成高力士，他自己倒以李太白自居，實在狂妄。”閻妃是宋理宗最寵幸的人，于是宋理宗也就不高興起來，疏遠了這位大臣。

宋理宗的祖上宋徽宗也是有名的風流胡鬧，可他看上妓女李師師，也只敢挖條地道通到她家，偷偷地鉆來鉆去，不敢召她入宮。像宋理宗這般將妓女召進宮的做法倒算得上是膽大胡為。

不過后人也有冷眼看破的，做詩道：“宋史高標道學名，風流天子卻多情。安安唐與師師李，盡得承恩入禁城。”

就連說他好話的《宋史》，也指出他“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

但宋理宗很聰明，知道理學家名聲很大，萬一貶斥他們，就會引起朝野很大反應。于是他就給那些人升了官，但不讓他們管事。

這些理學家們，講起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來是一套一套的，可到了治國平天下，卻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方略。知名的理學家真德秀，在朝野都有很高的聲望。

宋理宗召他入朝，大家都洗耳恭聽他的大政方針，他卻在奏章里勸皇帝正心誠意，不免為人嘲笑。當時的伶人都笑話他們：什么大學中庸，不過是白吃了許多酒食。

朱熹曾經說：“豪杰而不圣賢者有矣，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在局勢危急之時，正是需要有豪杰一般的人物來大力整頓國政的，可是那些理學家卻沒有一個人能做到。他們給宋理宗的勸諫，也多是在個人小事上做文章。

這般“圣賢”功夫，也太虛了一些，也難怪宋理宗會煩，覺得這些“圣賢”們還不如他那個斗蟋蟀的小舅子賈似道，因為后者還能想辦法弄到錢來給他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