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繼承制度，是所謂的“秘密建儲制”，即在老皇帝還活著的時候，秘密定下儲君人選，寫好密詔，藏在乾清宮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翹了辮子，再由輔政大臣當眾打開密詔宣讀。此法一向為史家所稱道，說它既讓諸皇子有盼頭，又弄不清到底是誰，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擾康熙多年的繼承糾紛。不過，既然皇位的繼承是靠老皇帝拍腦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會打主意想要暗中影響老皇帝的腦袋。姑不論滿打滿算實行秘密建儲的只有三代，即雍正傳乾隆、嘉慶傳道光、道光傳咸豐——乾隆還活著的時候就把皇位傳給了兒子，自己當掌握實權的太上皇，所以說不上是秘密建儲，而咸豐只有一個獨子，繼承無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誰當，統統由老佛爺西太后一個人說了算，全從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繼承制度形同虛設——就是在實行秘密建儲的當口，也不難窺見諸皇子暗中爭奪的痕跡。

有一個傳播甚廣、而且被記錄于《清史稿》的傳說，說是在道光立意建儲之前，在兩個人選中猶豫不定，一個是皇六子奕，一個是皇四子奕。就在這個當口，一次皇帝帶領眾皇子到南苑打獵。大家各逞手段，只見弓馬飛飛，鳥銃聲聲，飛禽一個接一個地栽到地上，走獸一個接一個地橫陳馬前。算下來，奕所獲最多，而奕則一無所獲。道光感到奇怪，就問為什么。奕回答說，現在是春天，是鳥獸繁衍的時候，因此不忍殺生以干天和。道光“聞而大悅”，說，這真是皇帝說的話！于是，皇四子奕就成了后來的咸豐皇帝。

看到這傳說的記載時，總覺得它似曾相識，仿佛在哪里見過，仔細想了一下，原來《三國志·魏志》里有類似的故事。說的是魏文帝曹丕，還在他爹的魏王府里做世子的時候，跟搶來的袁紹的兒媳婦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喜新厭舊，借故廢了甄氏，并殺了她，結果，連帶著原本該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來。這時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場圍獵，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馬張弓，母鹿應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馬前。

曹丕大呼：“吾兒何不射之？”

曹睿擲弓于地涕泣道：“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于是，曹丕感慨說：吾兒真仁慈之主也！最后，沒有了親娘的曹睿反而繼承了皇位，是為魏明帝。

跟漢人皇帝走圍打獵只是消遣不同，滿人以騎射得天下，什么傷天和呀，什么仁慈呀，都是過去農業民族的漢人才講究的玩意。作為游牧和游獵民族，打獵殺生本是他們生存的必須，也是他們的傳統，或者說傳統優勢。換句話說，正是因為他們不講究漢人講究的東西，才奪了天下。當年明朝的軍隊就是因為在戰場上的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損兵折將，只能縮在紅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墻后面，任憑人家在關內馳騁；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時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后，滿人雖然也講究文治，但對于武功一直在乎得緊。他們所謂的圣主康熙、乾隆，都特別擔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關之后接受漢化，丟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傳統，不僅經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則，縱馬持弓，習武相尚。對他們來說，圍獵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機會，也是校驗子弟騎射功夫的一種方式。雖然說皇帝圍獵的戰績，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里面不免有摻假的成分。我們今天看到據說是康熙一鳥銃打死的碩大的黑熊，其實是事先捉到陷阱里，餓得半死，及到皇帝來時才放出來的。但是這種對圍獵戰績的炫耀，卻是少數民族政權所特有的。如果漢人皇帝這么干的話，估計多半會引來一群諫臣苦苦勸諫，趕都趕不走，死后還會被別有用心的史家記上一筆，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樣。滿人雖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來，畢竟在武功上面沒那么自信。在關外就已經進入大半個農耕狀態的滿人，對于漢文化有更大的親和力，一不小心，就會掉進漢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還不自知。雖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禮儀的講求，但如果沒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后面撐著，皇帝的龍廷還真就坐不踏實。所以說，上面講的南苑圍獵，本應是對皇子們的一場考試，自然是應該以多獲者為勝，而奕等于是交了白卷。然而，由于他的那番應對，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終的贏家。

如果這個傳說是真的話，那么肯定是作為現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試規則。也就是說，不像許多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由于奕的那番表白，道光選擇他作為儲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原本當然的選擇應是皇六子奕，才合乎正理。

當然，道光改規則也有他的道理。入關以來，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發糧發餉，不務他業，一門子只管習武。然而結果卻把昔日驍勇的八旗兵養成了除了玩什么都不行的廢物，架鳥籠子滿世界遛的有之，捏著嗓子裝女聲學唱戲的有之，大男人學漢人婦女裹腳者亦有之，總之是向尚武的反面走。還在乾嘉之際，八旗兵的武功已經呈一塌糊涂之狀，拉不開弓的有，拉開了弓，射出的箭還沒到靶子就落下來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沒有，甚至還有上不去馬，甚至畏馬如虎的。當年十幾萬人就橫行天下的驍勇健兒，早已不知何處去了。川、鄂、豫幾省的白蓮教造反，在清初也相當于幾個毛賊，但卻剿了十來年也剿不干凈。國家年年耗大筆的錢糧，養著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僅什么用都沒有，還每每因不善計算陷入破產的境地，隔幾年就得皇帝掏銀子來為他們還債。幾任皇帝為此愁煞了身子，不是沒有想過辦法挽回，旗務也整頓了若干次，越整越糟。事實明擺著，原來依靠的，現在已經變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說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來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國的招數多少得變變了，漢人的規則也就越發凸顯了，漢人的份額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圍獵啦，什么木蘭秋啦，統統變成了走過場。不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顯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贏得了儲位之爭的勝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豐皇帝，也要高揚儒家道義，大批起用漢臣。他的親信肅順甚至公開貶斥滿人，說漢人行滿人不行，動輒對犯過的滿人高官痛下殺手。為史家所公認的同光以后的滿輕漢重的政治格局，其實在道光年間已經露出了端倪。

據說，奕的這一招，是漢人師傅杜受田的主意。看來，杜師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規則的心思，才會出這種“交白卷”的險招。而貌似聰明的皇六子奕，既無高人指點，又沒有悟到情勢的轉變，一味逞強好勝，結果反而成為爭位的失敗者。歷史小說的高手高陽先生，曾經對奕的失敗十分惋惜，因為在他看來，這個皇帝若換成奕這個“鬼子六”來做的話，后來的中國也許會好些。跟高陽有同感的史家相當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義情緒的人，還把葉赫那拉氏的當權也歸咎于奕，甚至認為如果皇帝是奕而不是奕的話，中國的現代化可能會順利得多。其實，就當時而言，真正高一籌的確實不是奕，而是憨厚的奕，他能夠聽杜師傅的話，而且付諸實踐，確有過人之處。繼位之后，大膽起用漢臣，鼓勵實學，在既有框架之內，他已經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爛攤子之上，應付來自內外兩面的危機。固然焦頭爛額，但畢竟沒有砸鍋，給清朝保持了一點元氣。如果我們要求道光和咸豐就能夠吸收西方文化，實行改革，顯然是一種苛求。事實上，只有經過了這種轉折性人物的悲劇性失敗，后來的執政者才有實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沒有人能夠做在他的選擇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這個人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