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開始，就在北方修綿亙的長城防線，后世也多次營造，搞得今天還有人對著八達嶺的磚墻遙想秦始皇，或是站在山海關城頭大談漢唐雄風，讓人哭笑不得。

歷代北方長城地圖(來源：維基百科“長城”條下，另有董耀會制作的、中國長城學會出版的《中國歷代長城總圖》，均較準確，讀者可自行查閱)

這幅地圖的時間軸是自左向右，由戰國到明朝，以不同顏色標記不同時代的長城走向。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秦漢長城的東段，向北遠遠超出明長城的范圍，漢長城的西段，更是跨出了今天的國境，橫亙于蒙古國境內。

在某些人眼里，這或許又是一條明朝人血性不如秦漢先祖的證據，這又是一起無知導致的“慘案”。

一個簡單反問就是：秦始皇、漢武帝都屬于“血性”充沛的純爺們兒，前者北逐匈奴或可算收復失地，后者的大軍卻“臨瀚海而還”，直接在貝加爾湖(在今俄羅斯境內)飲馬，怎么國界只到今天的遼寧、內蒙古，沒有占領西伯利亞？

原因很簡單，地理。

“400毫米等雨量線”是中國半濕潤氣候和干旱氣候的分界線，也是農耕區和不足以發展農業地區的分界線，農耕民族曾經不止一次地突破這條界線，但都無法長期、穩定地建立有效統治。

為了防御機動性更強的對手入侵，圍繞著“400毫米等雨量線”漢人(農耕民族)開始修筑長城、烽燧等防御工事體系，客觀上，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就變成了以長城為界。

按照古人的說法就是：

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魚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

詳細對比上面的兩幅地圖，就會發現，歷代長城的走向和“400毫米等雨量線”并不完全重合，這固然有軍事力量對比消長的因素，更根本的則是氣候的變遷。

春秋到秦漢有一個“高溫期”，緊跟著是魏晉南北朝的“低溫期”，隋唐氣溫回升，直到晚唐、五代開啟了一個長時段的“低溫期”。

平均氣溫高，降雨量更多，無霜期更長，相應的，農牧分界線也就會北移，秦、漢長城，唐代的三受降城，都得益于這樣的條件，才能深入內蒙古草原的腹地。

霍去病曾經觸碰西伯利亞，唐軍曾穿越蒙古國，藍玉也曾深入大漠直抵捕魚兒海，最終，他們的大軍還是會回到“自然邊界”的后邊，等待老對手的再一次崛起，是他們短視、封閉嗎？

當然不是。

犁庭掃穴的進攻戰爭，或許能摧毀游牧民族的“行國”政權，甚至消滅某個民族的絕大部分人口，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消滅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當蒙古草原出現勢力真空時，東至大興安嶺，西至葉尼塞河流域的原始森林里，絕不缺少垂涎三尺的“接盤俠”。

或許有人會說，那就占領那些地區好了。

不幸地是，相對于廣袤的大地，擅長耕種、能理解禮樂華章的漢人數量實在太少了，比如，西晉時五胡紛紛內遷中原，晉人江統在《徙戎論》就說：

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議論當有夸張成分，但作為漢文明的傳統核心區域，關中地區(今陜西南部)聚集了大量羌、氐、雜胡則是不爭的事實，有人說這是個“農夫與蛇”的故事，西晉王朝不接納胡人，自然不會有五胡亂華。

其實就算晉人緊守邊塞，一波又一波的騎馬民族遷徙狂潮一樣會洶涌而至，不過是請進來，還是打進來的區別罷了，蒙古滅亡金朝(金朝也修有長城防御草原民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北宋、明，兩代的人口數量，學界普遍認為記載存在統計口徑的問題而有嚴重的低估，此處直接采用1820年清朝的人口密度示意圖來與漢、唐進行對比。

如圖所示，清代的人口分布，傳統漢地十八行省(孫中山語)一片金黃，而東北、蒙疆、回部、藏區等清王朝的“自留地”，則在長期的封禁下，處于絕對的地廣人稀狀態。

試想，幾個月看不到一個人影的國境線，又如何擋得住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強？假使沒有清末的“放墾”，無數漢地百姓的闖關東、走西口，大清朝那所謂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嫁妝”，又有幾尺能夠留給今天的中國，實在是個未知數。

同樣道理，在秦、漢、唐、明這些朝代，長城外面那些地廣人稀，難以耕種的土地，真去占有，又能保住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