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開國皇帝，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同是開國皇帝，劉邦、劉秀、司馬炎、李世民、趙匡胤等相對來說寬容大度，能善待功勛。然而他中晚年卻導演了一幕幕暴行，這是因為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怪，進而導致了人格的扭曲，這一點史家基本達成共識。終朱元璋一生，其生活軌道是由卑賤走向富貴，而其心路歷程卻是由自信走向自卑。

猜忌臣子變得神經質

早年朱元璋被迫到皇覺寺為僧，曾飽嘗世間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興部下，很快成為一名戰將。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級謀士。他們為朱元璋出謀劃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統治的同時，也逐一掃除了其他的農民義軍，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開創天下時，尚能廣招天下文人賢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將。一俟天下方定，他卻開始擔心文臣們會鄙薄他出身貧賤，武將們會篡奪他的皇位。

朱元璋的夢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將20多個孩子分封到全國各地，并具兵權。但他十分擔心開國功臣們會篡奪自己的江山，對他們欲盡除之而后快。由于這些“心魔”的作用，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現了典型的焦慮型神經癥表現，如嚴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極度敏感、易生妄想等。為了緩解其焦慮，朱元璋還開創(恢復)了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其野蠻殘暴程度超過了歷代君王。朱元璋以整肅朝廷命官及屠殺官民為樂，如他發明了廷杖的懲處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沒有人能維持人格尊嚴，很多人竟“立斃杖下”，沒有杖斃者也落得一身殘疾，被發往鳳陽或其它邊州遠郡充軍。

朱元璋在和平時期前后屠殺了四萬多文臣武將。僅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光謫屯鳳陽的官員就有一萬多人。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間，朱元璋先是誅殺大將藍玉，累及一萬五千多人同死，后逼徐達食他所賜蒸鵝死去，再逼傅友德自殺身亡，又誣廖永忠偷穿龍袍下獄致死，連賦閑在家的馮勝也難逃死亡厄運。在短短的三年內，朱元璋就將當初隨他一同打江山的剩余元老一一鏟除。對此，史學界一向認為，這是因為朱元璋自知將不久于人世，所以加快了鏟除功臣的步伐。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出現了人格分裂，給人感覺判若兩人，突出表現為由仁君變成了暴君。關于朱元璋瘋狂屠殺功臣元勛的心理動因，最有代表性的解釋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擔心他死后強臣壓主，所以事先消除隱患。這種解釋有一則宮廷軼聞可為佐證：有一天皇太子勸說父親不要殺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長滿了刺的棍子丟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來。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結果給扎破了手掌并連聲呼痛。朱元璋說：我事先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難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嗎！

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情報機關，使特務遍布全國，監視大臣們生活細節，以便隨時肅清他想鏟除的臣子。朱元璋熱衷于屠殺臣民，這是減輕他心理壓力的一種病態做法。這一做法給明朝的官制帶來許多前所未聞的怪事，如帶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場等，使得大小官員都生活在高度恐懼中。這使朱元璋迅速變成一個極為孤獨的人，無人敢向他直言，身邊親人亦然。

史書記載，朱元璋時常夜不成眠，披衣觀天象，憂心天下四方的局勢變化。久而久之，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在決策上日顯強迫性懷疑妄想，并剛愎自用。

妒嫉有學問的人

朱元璋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貴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難身世演變為改造社會普濟天下蒼生的動力，相反因為自己沒有學問，便對有學問有才能的人嫉妒得發狂。像胡惟庸、李善長、劉基等人，都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們三人智慧的結晶。宋濂也是出身貧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會同病相憐，朱元璋早期也確實如此，但宋濂太有學問，朱元璋最終還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當了皇帝后不久，有人跑來跟他講，文人好挖苦毀謗，不能相信，還舉了個例子，說是張士誠原名叫張九四，后來當了王爺，請文人給他重新取個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誠，孟子書上說：士，誠小人也。其實那文人暗罵張士誠是小人，張士誠哪里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朱元璋聽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發現有這句話。從此以后他的疑心變得更加嚴重，對文人分外提防。因為朱元璋是皇帝，操縱生殺大權，這就不僅僅是疑慮和猜忌的問題，加上他偏執的性格，結果就變得非常可怕。

到后來，對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殺的方式，以絕后患。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四人并稱“吳中四杰”。高啟被腰斬后不久，楊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罰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過了幾年，徐賁被下獄死;張羽被貶嶺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難免一死，遂投江自盡。蘇州文人姚潤、王謨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態度很明確：我叫你來，你敢不來，我就殺掉。這些不肯應召的人都被斬首抄家。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師。朱元璋問他們：“以前世道亂的時候，你們住在哪里？”夏伯啟答道：“紅寇(指朱元璋最早參加的紅巾軍)作亂時，避居于福建、江西兩界間。”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啟心懷忿恨，認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訴夏伯啟說：“朕知道你夏伯啟是故意提到紅寇作亂，有其他的意思。你們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將你們斬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們。”派人將夏伯啟叔侄押回原籍處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壇領袖楊維楨一人例外。楊維楨詩名滿天下，號“鐵崖體”。他從元朝辭官后，縱情山水，對仕宦名利淡不經意。張士誠割據東吳時，曾盛情邀請楊維楨，但楊維楨不為名利所動。張士誠又叫人征求意見。楊維楨回了一封信，指斥張士誠的缺點，預言他必有外禍。后來果然如此。朱元璋統一全國后，聽說楊維楨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楊維楨被朱元璋派人強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書告辭回家，并寫了一首《老客婦謠》明志。此時楊維楨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殺之無益，朱元璋才勉強放過了他。宋濂還特意作詩為楊維楨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之句，贊譽不已。

朱元璋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所以朱元璋不但大權要獨攬，連小權力也要攬在手里。這樣的皇帝自然當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辦公，一直到深夜。沒有假期，也沒有娛樂，完全是一個工作狂。因為主要的工作是批閱公文，所以朱元璋特別討厭文人那一套，事先大大鋪墊，賣弄經濟學問，冗長卻又不中肯。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讀了六千多字后還沒聽到具體意見，全部是空話。朱元璋大發脾氣，派人將茹太素叫來打了一頓。第二天又讀，讀到一萬六千五百字后，才涉及到核心問題，建議了五件事情，其中四件是可行的。朱元璋立即命相關主管部門執行。又告訴茹太素，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講清楚了，卻羅羅嗦嗦地說了一萬七千字，這是繁文之過。朱元璋還特意將這件事情寫成文章公布，教育全國官民。

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異，可劉邦沒有那么濃烈的自卑心理，對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長分別委以重任。劉邦的智囊張良、陳平、蕭何和胡惟庸、李善長、劉基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但命運有天壤之別;前者一直得到劉邦的禮敬并壽終正寢，后者則被朱元璋處以極刑且殊滅三族。

對自己的出身很自卑

朱元璋出生于一個極度貧苦的家庭，父母雙雙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兒，放過牛，當過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亂時又被迫落草為寇。在窮困時可能也曾偷拿過別人的東西，在底層社會受盡欺凌。因為他對文詞中凡有“光”、“禿”、“僧”、“生”、“小偷”這類字眼十分忌恨。又因作過義軍韓林兒部下的紅巾軍，曾被元朝官員斥之為“紅寇”、“紅賊”，所以當了皇帝后對“賊”、“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諱。浙江府學徐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僧)人，為世作則(賊)”等語，本來是極力頌揚朱元璋的，卻被認為是嘲諷他當過和尚，立即被斬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學士、朝廷官員皆因為文章或上書中無意中用了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殺戮，以至洪武一朝，謹小慎微成了風氣。

從明朝開國以后的一百年中，文壇上一直比較黯淡，明前期文學一些優秀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這也跟朱元璋的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壓統治有關。其實這是由于朱元璋強烈的自卑心理作怪。他出身卑賤低微，雖然貴為皇帝，仍然怕人譏諷他的過去。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貧民身份為恥，深怕別人還記得他曾經是個孤兒和小和尚，妄圖利用上流社會的鮮血來強迫人們忘掉那段不光彩的歷史。無止境的屠殺對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無任何補益，相反只能說明朱元璋是一個心胸極度狹隘的人物。

歷代開國皇帝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做祖先。朱元璋的父親、祖父都是佃農，外祖父是巫師，在當時的社會里都是極其卑微的人物，沒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朱元璋和他的文臣們商量修玉牒(家譜的皇家叫法)的時候，原來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學者朱熹(朱熹是徽州婺源人)做祖先。恰好一個徽州人姓朱的典吏來朝見，朱元璋打算拉本家，就問：“你是朱文公(后人對道學先生朱熹的尊稱)的后人嗎？”姓朱的典吏不明白底細，怕撒謊惹禍，就直說不是。朱元璋一想區區的典吏小官尚且不肯冒認別人做祖宗，而且幾代以來也沒有聽說自己的祖先和徽州朱家有過瓜葛，萬一硬認上，白給人做子孫倒也罷了，被識破后反而要落人笑話。于是朱元璋只好打消了攀附朱熹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