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春天的一個深夜，北京紫禁城狂風怒號，沙土飛揚。一隊急匆匆的人馬，抬著一頂八乘黃轎，在寒風中直奔養心殿。當人們揭開轎簾，發現轎中那個哭鬧不止的孩子早已歪倒酣睡了，可愛的小臉蛋還掛著濕淋淋的淚珠兒。這個不足四歲的孩子名叫愛新覺羅·載湉。他哪里知道，這一夢醒來，自己的命運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因為他已搖身一變成為這個龐大帝國的皇帝，年號“光緒”。除延續道光皇帝血脈之意，更兼“光大未竟之功業”。清廷把重振國力的厚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當這個一臉淚珠鼻涕、“臍間常流濕不干”的小孩被稀里糊涂扶上皇位時，在煥然一新的日本帝國，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已經開始整整七年了。二十三歲的明治天皇，這個光緒皇帝未來的強大對手，已然長成一個雄姿勃發的青年。在分發到日本各所學校的天皇照片上，他腰挎戰刀，全副武裝，目光堅毅，冷酷驕橫。繼上一年發動侵略中國臺灣的戰爭后，這一年他又將炮口對準朝鮮，并就北部領土問題在與老對頭俄國人的談判中旗開得勝。當紫禁城的老太監們還在為小光緒皇帝體弱氣虛，哭鬧拒食而頭痛不已時，明治天皇正駕著日本帝國的瘋狂戰車東征西伐，攻城略地。短短十年間，日本建立鞏固起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帝國可怕的銅牙鐵齒開始磨得霍霍有聲。性格決定命運。一個人童年的成長經歷，對其稟賦氣質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若是凡夫俗子則罷，而這兩個男人主宰的卻是兩個帝國的命運。他們出生經歷雖然大同小異，而成長過程卻有天壤之別。中國的帝王，絕大多數都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光緒特殊的成長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慈禧作為中國近代中上舉足輕重的女人，其權力欲望之強，古今罕見。當時的清王朝，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已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然而，面對艱難時局，慈禧仍置國家社稷于不顧，首先考慮的仍是滿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將年僅四歲的愛新覺羅·載湉扶上皇位，完全出于一已之私，因為載湉的母親是她的親妹妹，這樣幼主即位，容易駕馭，不致于大權旁落。光緒只不過是她君臨天下的御案上一個不可缺少的擺設罷了。在權力舞臺上，她是超一流的魔術師，得心應手地把一個泱泱大國像一個村莊般控制得服服帖帖;而在政治舞臺上，她卻是一位缺少遠見卓識的獨裁者，短視與貪婪令人無奈。曾國藩初次與她會面后，就失望地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兩宮(東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齡，亦無從測之。”

慈禧為了長期操控皇權，建立一種特殊的人身依附關系，將光緒從小馴化為惟命是從的提線木偶，可謂煞費心機，毫不手軟。天生孱弱的光緒不但沒能培養起堅強自信的品格，反而變得更加膽怯懦弱。為了讓光緒心悅誠服認定自己才是他的“母親”，慈禧嚴格實施“威權”教育，處心積慮地制定了斷親情、立威嚴、傳孝道的教育方針，讓光緒不倫不類地稱呼她為“親爸爸”。據慈禧的貼身女官德齡公主在《瀛臺泣血記》中回憶：當光緒初進宮的時候，太后就囑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輸什么軍事知識一樣的天天跟他說，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經不是醇王福晉的兒子了，他應該永遠承認太后是他的母親，除這個母親之外，便沒有旁的母親了。既然是母親，本該給幼年入宮的光緒一份母愛和關懷，可慈禧為了在這個孩子幼小的心靈中強化她絕對權威的形象，使其言聽計從，她無時無處不施其霸威：西太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呵斥之聲不斷，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太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

史料記載光緒“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責問，益戰栗不能發語。”長此以往，光緒后來連聽到鑼鼓吆喝之聲，也嚇得臉色大變。華裔史學家黎東方撰文說，光緒是中國歷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從進宮到囚禁，他幾乎沒有一天不向慈禧長跪。“不命之起，則不敢起。”德齡回憶說光緒帝“一至太后前，則立嚴肅，若甚懼其將死者然，有時似甚愚蒙。”其母子之間，嚴厲之甚，根本沒有一點兒人倫親情的味道。由于幼年光緒經常受到慈禧的嚴斥和懲罰，加之年齡又小，宮中照顧他飲食起居的太監們未免見風使舵，對他心存不敬。光緒自幼性情敏感，體弱多病，經常“腹痛不思飲食”，由于飯菜干冷難咽，有時想叫御膳房做點可口飯食，膳房必須奏明慈禧，慈禧動輒以儉德責之，光緒再不敢聲張了。

光緒讀書時經常出現血糖太低，體力不支的情形，有時餓急了，竟然跑到太監房內偷找吃食。據信修明《老太監的回憶》說：光緒帝“十歲上下，每至太監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監追上，跪地哀求，小皇爺之饃饃，已入肚一半矣。小皇爺如此饑餓，實為祖法的約束，真令人無法。”這樣便造成光緒帝“先天既體弱，后天又營養不良，以致膽氣不足。”不僅如此，有時太監還為一些小事到西太后那兒告小皇帝的刁狀，使光緒經常“受責”挨罵。光緒六年，慈禧生病，光緒的生活更加無人過問。太監們讓他自己照顧自己：小光緒自己爬上去鋪炕，弄得手指頭出血;自己倒水，結果手上被燙起了泡。小皇帝堂堂一國之君，凄涼至此，惟一關心他的師傅翁同見狀氣得大罵：“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識事體！”

光緒長年面對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訓斥，面對刻薄寡恩的宮廷禁院，沒有童年的歡樂和自由，變得抑郁多病，優柔寡斷，更失去了作為至高無上的帝王獨斷乾坤的尊嚴和君臨天下的霸氣。親政后的光緒帝，目睹國家的巨變，憂國傷時，也想有所建樹。尤其是甲午戰爭，對光緒帝來說是一場惡夢，使他蒙受奇恥大辱，他不甘做傀儡皇帝，更不堪設想做亡國之君。熟悉光緒帝的德齡女士，對甲午戰爭后光緒帝的心境有這樣的記載：“光緒為想挽救他的國家，使他在國際上得到一個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里所想往的那種地位，幾乎連飲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國家一躍而為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應該說，變法給光緒提供了一個情緒的突破口--只有變法，才能在公私兩方面給光緒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機，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點上與慈禧一決高下。但是長期養成的懦弱性格，使光緒遇事畏縮，“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梁啟超：《戊戌變政記》)，他根本沒有膽量與實力去和慈禧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