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政變是大唐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政變，在這場政變中，李世民擊殺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兩人，逼迫父親退位。盡管李世民后來篡改歷史，但是，從諸多的歷史史料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李世民不懷好意。歷史上真實的李淵并非通行歷史讀本中所說是什么“昏庸無能”，“連做個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當武德初年劉文靜和李世民相邀結(jié)，與李淵的第一號心腹裴寂鬧對立時，李淵就堅決除掉劉文靜，以維護其威嚴。但自己的兒子看來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舊因循傳統(tǒng)習氣，讓李世民擔負運營山東的重擔，同時叫元吉當李世民的助手，這也幾包含著牽制李世民的意味。

無法李世民的雄心決非殺個劉文靜就能抑止，區(qū)區(qū)元吉更不在話下，悍然把本來應該歸公的平定山東勝利果實占為己有，不只把收得的精兵良將作為秦府的私甲，把山東的文士謀臣作為自己的智囊顧問，而且憑“于管內(nèi)得專處分”的特權(quán)，和李淵的詔敕相對立。

這就使李淵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裴寂等心腹說：“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禮漸薄”，“建成、元吉轉(zhuǎn)蒙恩寵”。建成、元吉也決非如歷史讀本中所詬罵是什么“紈绔無賴子”、“兇險”之徒。《舊唐書》所說“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致使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jié)，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似乎由建成、元吉來做皇帝，唐政權(quán)就會馬上垮臺，連秦二世、隋煬帝的結(jié)局都不如，也無非是受了《實錄》、《國史》對建成、元吉所加誣害之詞的影響。

但是竄改歷史總是件心勞力拙的蠢事，今天認真研讀文獻，仍不難看出建成、元吉對唐皇室的積極作用。李淵太原起兵后不時讓建成、世民共同充任統(tǒng)帥，直到正式稱帝為止，其間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務，并無顯著的上下優(yōu)劣之分。元吉年齡小，以偏師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劉武周攻陷時他只需十七歲，失敗的義務恐怕應該由輔佐他的竇誕、宇文歆等多承擔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勝將軍，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統(tǒng)率的主力就在涇州被薛舉打得大敗虧輸。以后打王世充、打竇建德、打劉黑闥在李世民指揮下確實取得勝利，但元吉也參與指揮。

如李世民和竇建德決戰(zhàn)時“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于東都，世充收兵拒戰(zhàn)，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馀人”，這樣才使李世民無后顧之憂。此時元吉才十九歲，在封建統(tǒng)治階級中不能不說是早熟的軍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當了太子后“高祖憂其不嫻政術(shù)，每令習政事，自非軍國大事，悉委決之”。也就是讓他學習掌管日常工作。史書上也找不到他此時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話，相反在這方面他最少在閱歷上要比李世民豐厚得多。李世民以平定山東而威權(quán)日盛，當然使身為太子的建成感受壓榨，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分離起來共同對付李世民。

關(guān)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中篇里已有所闡述，這里只談一點和陳先生稍有出入的見地，即這次軍事政變對李世民方面來說實屬“孤注一擲”。當時李淵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分明的(這也是政變勝利后急于要叫李淵退居太上皇的緣由之一)。六月四日公斷，以剪除過李世民羽翼劉文靜的裴寂為首席大臣，其結(jié)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能夠估計的。

即便公斷后維持現(xiàn)狀，不對李世民作什么大處分，元吉之攫取秦府精銳也是勢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為沒有幾實力的空頭皇子。再就雙方當時的軍事力氣來看，這時東宮、齊府的兵力合起來已遠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來得強大，假如不是在東宮、齊府兵到來前已將建成、元吉襲殺，出示建成、元吉首級使東宮、齊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敗。

這種兵力的不敵，老于行陣的李世民等人豈能不知。所以玄武門之變實是李世民等人處在極端不利的窘境中的冒險行動，其成敗與否全在能否出乎意料地把前來聽候公斷的建成、元吉襲殺。這當然沒有非常把握，使見過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極為慌張，要占卜一下吉兇。

歷史就是這樣。就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太子和諸皇子以致對皇帝搶奪最高權(quán)利的事情是必然發(fā)作的，但終究誰勝誰敗，像玄武門之變的結(jié)局那樣，就不能承認有很大的偶爾成分。

更悲劇的是玄武門政變的發(fā)生為后代當權(quán)者們提供了先例，有唐一代，政變次數(shù)簡直數(shù)不勝數(shù)，比如說，后來的張柬之“兵諫”武則天的神龍政變、太子李重俊擊殺武三思事件、韋后亂政毒殺中宗事件、李隆基、太平公主共謀誅殺韋后事件等等，諸如此類難以勝數(shù)，整個中唐就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