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宋桓公的次子，被太史公的《史記》列為春秋五霸之一。作為春秋時宋國的第十二任國君，宋襄公的在為時間約為公元前650年到前637年。

周襄王九年(前643年)，齊桓公重病，齊國五公子(公子無虧、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黨羽爭位。在這個權力暫時真空的歷史背景下，野心勃勃的宋襄公希望能繼承并且發揚齊桓公的春秋霸業。但是，繼承霸業的前提就是推崇周王室，尤其是遏制楚國對于中原的侵犯。

于是，公元前638年，也即魯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討伐鄭國，與救鄭的楚兵展開泓水之戰。楚兵強大，宋襄公講究“仁義”，要待楚兵渡河列陣后再戰，結果大敗受傷，次年傷重而死。

首先，宋襄公為什么要和強大的楚國開展

西周初年，周公輔佐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亂，遵循“興滅繼絕”的傳統，封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啟于商朝故地，建立宋國，都城為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西南)。周初被周天子封為公爵，國君子姓。

當國君傳到了宋襄公的時候，野心勃勃加上有著深厚的責任感，總想要恢復商朝往日的威風，所以，宋襄公才不惜代價與當時的大國楚國決戰，這也是他具有開拓性的一面。

其次，以卵擊石的宋襄公，是不是最蠢的春秋五霸呢？

從宋襄公的行為來看，他的行為準則基本被總結為“仁義”。但是，在筆者看來，宋襄公的仁義可以理解為西周時期的“禮”。

在西周到東周的前半段，“禮”不是禮儀習俗那么簡單，可以將其理解為周朝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為規范。在對周禮的遵守上，宋襄公可以稱得上從一而終的人。尤其是對待齊國的公子昭(后來的齊孝公)和晉國的公子重耳(后來的晉文公)的態度上，面對著兩位流亡他鄉的叛逃公子，宋襄公即便不除之而后快，也可以讓他們吃個閉門羹。但是，宋襄公依然做到了以禮相待，甚至是厚待，而這些善緣無疑都在日后得到了回報。不過，如果說宋襄公的這些舉動是發自于內心的善或者長遠的籌謀，筆者覺得都不靠譜，只能說是當時普遍的準則。

進一步來說，宋襄公這個人，固然不是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但也不是什么完全貫徹“仁義”的圣人。也就是，在整個春秋時期，宋襄公知識一個守規矩原則但是又志大才疏最終禍害自己和國家的庸才罷了。復興殷商也好，遵守古老戰爭原則也罷，包括想拿活人祭獻，恐怕都是一條筋的傻勁頭。他的智商是硬傷，這點可以確定。他堅持戰爭原則，與其說是仁義，不如說是心高氣傲，不屑于(事實上也是無能)耍謀略手段。

宋襄公一方面有著歷史責任感，要突破宋國的困局，開拓新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有著家族的榮譽感，要堅守古老貴族的規則，用光榮的堅持取得光榮的勝利。在現代人是角度來看，宋襄公無疑是一個堅持“蠢豬式”正義的傻子。但是放在春秋這個禮樂制度正在崩潰但依舊存在的時期，宋襄公只不過是一個類似“堂吉訶德”的人物。換而言之，他和一心希望恢復周禮的孔子一樣，不是傻子，而是一個偏執的“騎士”。

最后，后人有詩為戒道：春秋宋襄公，頭號大蠢蛋。濫施仁慈觀，今人當為鑒。也即責任感不能變成包袱，榮譽感不能僵化，這是宋襄公在春秋競爭時代的最大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