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景山公園里，有一棵為人熟知的老槐樹，據說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禎在此自縊。樹的旁邊，矗立著兩座石碑。一座鐫刻“明思宗殉國處”六個大字，為1930年故宮博物院延請著名書法家沈尹默書寫勒成;另一座則是1944年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為這一著名的旅游景點立指示牌時，從最初的“崇禎皇帝自縊處”，悄然變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國處”。

對此，據景山公園管理處文研室工作人員介紹，上述指示牌改名發生在2011年前后，是在一位現已退休的員工建議下而改。究其原因，乃是為了與另外兩座石碑的有關表述相一致。但該工作人員也透露，“明思宗殉國處”的說法畢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與今日的環境不相符合，所以管理處計劃下次更換園內指示牌時，改回它的舊稱“崇禎皇帝自縊處”。表面上看，無論“自縊”，還是“殉國”，都是指崇禎皇帝自盡之事。但前者僅僅交代了自縊的行為本身，后者卻帶有強烈的褒揚色彩。這也促使我們繼續探究，從“自縊”到“殉國”，崇禎皇帝之死為何影響到了其后的三百多年？后人在紀念崇禎皇帝之死時又有著怎樣的初衷？

自縊崇禎之死引發的山河巨變

“崇禎之死”究竟是“自縊”還是“殉國”，這還要從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說起。三月十九日，天未黎明，崇禎在司禮監太監王承恩的陪同下，來到景山自縊而死，維持了270多年統治的大明王朝由此滅亡。

作為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禎大概怎么也不會預料到自己將會成為明朝的亡國之君。在他之前，像嘉靖、萬歷兩位皇帝，數十年不上朝，已經導致明朝內部政治腐敗愈發嚴重，外部來自后金的侵擾也逐步加深。反觀崇禎，即位之初便力圖革新吏治，處置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慨然有為”，給人帶來了一絲希望。怎奈國家積弊已久，縱然崇禎再努力，也已無力挽救危局。內憂外患的夾擊，最終促成了崇禎的自縊和明朝的滅亡。

與崇禎之死相伴出現的，是一幕幕的家國慘景。臨死之際，崇禎對周皇后說：“大事去矣，爾為天下母，宜死。”周后痛哭對答說：“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恨。”隨即自縊而死。崇禎又傳旨給后宮嬪妃，要她們隨同自盡，并命太監將幾個兒子潛送出宮。面對自己的女兒長平公主，崇禎長嘆“爾何為生我家”，揮劍欲殺之。長平公主舉起手臂擋了一下，臂雖斷而性命得保。至于崇禎，他的自縊除了有太監王承恩跟隨之外，更有“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數十人”。直到三日之后，李自成部下才在景山發現了崇禎的尸身，并看到了他以血寫成的遺詔。其中說道：“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尸，文武可殺，但勿劫掠帝陵，勿傷百姓一人。”雖然各類史籍對此記載不盡相同，但字里行間都能看到崇禎的自責之情，并希望以一己之死而為天下百姓請命。

崇禎自縊的消息傳開后，在明朝士大夫群體間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時之間紛紛自盡效仿者不計其數。關外的后金則打起為漢人“雪君父之仇”的旗幟，在吳三桂的引領配合下，進入山海關，擊潰了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當年五月，福臨于北京稱帝，改年號為順治，正式建立了清王朝。至此，明清鼎革，王朝變色，一段新的歷史由此開啟。圍繞崇禎之死，雖然仍有許多疑點和爭論，但崇禎自縊之舉所代表的不茍且、不偷生等一些象征意義，則被后世反復提及，并加以紀念。

立場“自縊”與“殉國”背后的不同內涵

仔細品讀傅增湘所寫《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以及沈尹默所題“眀思宗殉國處”六字，均將崇禎自縊稱為“殉國”，無疑都是在頌揚崇禎的“壯舉”。所謂“國”，自然是指明朝。因為在大家看來，崇禎是受到李自成的逼迫才會自縊而死。身為一國之君，崇禎此舉堪稱為國殉亡。

但換個角度來看，崇禎殉國造成的直接結果，便是明朝的滅亡以及后來清朝的建立。因此，置身清朝，倘若一味褒揚崇禎的殉國之壯烈，勢必會引起清朝統治者的忌諱。清朝前期，大量文字獄案的發生便往往因為其中含有追思前明、影射當下的內容。比如，提到明朝的服飾、史事，都可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加以嚴懲。這也就可以理解，清朝的皇帝如順治、康熙等人，盡管一再表露出對明朝皇帝的尊敬，并加以祭祀，但并沒有放松對民間開展此類活動的控制。從清朝官方的立場看，崇禎“自縊”僅是用來形容崇禎皇帝死亡的方式，并沒有過分突出他“殉國”的重要內涵。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即通過崇禎自縊一事，將漢人的仇恨轉移到李自成身上，進而宣布清軍入關的合理性，為清朝建立提供足夠的依據。總之，有清一代對崇禎“殉國”的褒揚，多是停留在私下層面，官方雖也有肯定，但相比之下并不那么積極。

到了民國年間，崇禎自縊一事重新受到關注，其意義也獲得了進一步抬升。尤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日益嚴峻，崇禎“殉國”所體現的堅毅、不懼等因素，成為戰時宣傳的必備條件。這從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中，能夠明顯感受得到。除此之外，崇禎“殉國”之所以被凸顯，或許還應與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的興起有著密切關系。早在晚清之時，孫中山等人為推翻清朝的統治，重新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當年反對元朝時喊出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滿漢之間的矛盾，在清末之時被重新構造起來。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清朝滅亡之后，自殺殉清者并無多少，根本無法和明亡后出現的“自殺比賽”現象相提并論。這或許與滿漢矛盾之下，人們對清朝的認同不夠深刻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回到抗戰年間所立的兩座崇禎紀念碑，雖然它們的作者沈尹默、傅增湘均生于清朝，后者還曾中過清朝的進士，準確來說應該算是清朝遺民，但他們顯然沒有多么濃厚的遺民情結。所以，傅增湘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中，已經毫不避諱地大加贊揚崇禎“殉國”一事，而不必顧忌其中言語是否會觸碰到前清的立場。這既是時過境遷造成的結果，也與明、清兩朝滅亡之后截然相異的氛圍有密切關系。

正如糾結于是“自縊”還是“殉國”一樣，崇禎死后的謚號也長時間內沒有定論。多爾袞加謚崇禎為“懷宗端皇帝”，順治時期則改稱為“莊烈愍皇帝”，同樣也有人因崇禎之陵為“思陵”而稱其為“思宗”，由此更見崇禎本身的復雜色彩。以清朝官方對崇禎的通稱“愍帝”來說，《謚法》的解釋是：“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應該說，“愍”字準確概括和總結了崇禎一生。前人曾作詩說：“景山無好景，思宗卻可思”。卻不曾想，當眾口紛紛說崇禎時，又有幾人能真正理解這位昔日皇帝的憂患哀憐？當人們匆匆走過那棵古槐時，又是否注意過景山晚景中的那一抹血色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