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印象中，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是一個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荒淫之主。論者分為兩個極端，一方說萬歷一朝是大明盛世，一方則說“明亡，亡于萬歷”。

對明朝皇帝“不上朝”的問題，我曾撰有《明代“早朝”考論》(2009年發(fā)在《史學月刊》上)一文，指出明代的早朝就是個形式，辦不了什么事兒，上不上朝并不能構成評判皇帝勤政與否的重要指標。萬歷以前，朝會雖然荒廢已久，但制度上還是要每天上朝，到張居正這哈，不是講求務實嗎？就把這虛玩意兒給改了改，改為逢三六九日才上朝。這樣一個月上朝滿勤，也不過九天。所以啊，評價明神宗，被拿來說得最多的這件事，應該去掉。

神宗是一個極好讀書的人，皇家圖書館的書已不夠他看，他經常命宦官到北京書坊里去找書來讀，涉獵很廣，什么時興、暢銷之書，多是經“御覽”過目的。如果擱今天，您發(fā)條微信，說不定轉呀轉的，就讓神宗看到了也說不定;又或者您上回電視訪談，聽眾之一就有他神宗大大。

一個喜歡讀書的人(神宗喜歡的書目里，史書很多)，怎么可能不精明、不懂事呢？因為他見到的壞事太多了，誰要騙他，就像電信詐騙，他一聞就知道是騙子來電。

其實呢，神宗親政以后，“事事懲張居正專權之轍，章奏親覽處分親斷”。本章他都自己親自看，親自決斷，不容臣下再忽悠他。萬歷朝最主要的毛病，還是皇帝和臣下不合，因為有了張居正的前車之鑒，神宗便做不到與閣臣和衷共濟，不信任臣下，大臣便無權，大臣無權，還經常遭受一些小官的無端攻擊，挨了氣，還沒處說理去(可能皇帝見大臣受氣，私底下還樂呵呢)，只好告假、告病、告退——總之，撂挑子，不干了！

比如萬歷十九年時，內閣輔臣三人，就有二人告病不出，神宗忙不過來，也急了，不得已寫手詔安慰他們：

“今內外章奏，每日朕自親覽，應行的朕自批擬，其中邊方重務、品騭官員、緊要文書自初六日至今堆積盈幾，是朕孤立于上，卿可忍乎？孰不可忍乎？書云：‘君逸臣勞。’用臣猶子代父，卿逸臥在家，心可忍乎？不可忍乎？”

說得多么動情啊！閣臣大人們，你們快回來辦公吧，我一個人孤立在上，搞不過來呀！

神宗也曉得“君逸臣勞”的道理，但“臣勞”的前提是君主放權，可是神宗對臣下猜忌太深，不單是閣臣，還有司禮太監(jiān)，他都不放心，尤其忌恨閣臣與司禮監(jiān)合體欺蒙他。

明末太監(jiān)劉若愚講了一件事，很典型。說太監(jiān)史賓多學能書，剛好神宗想要一個得力的內官到司禮監(jiān)做秉筆，在御前幫辦機務，處理章奏。忽然想到史賓，覺得此人人才難得。他正在尋思此人可用不可用，嘴里念叨了兩句，被皇貴妃鄭娘娘聽到了，就在旁邊隨口幫了個腔，也說史賓好。看官不都知道神宗特別崇信鄭貴妃么？史賓的提拔問題這下可以解決了吧。大錯特錯！鄭貴妃這一句幫襯，并沒有起效，反而讓神宗心里一動，懷疑史賓有鉆營宮闈的行為，否則貴妃怎肯替他說好話？——大概鄭貴妃也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主兒吧。這可犯了大忌，神宗二話不說，立刻將史賓貶到南京。

但史賓沒冤死，因為他還有一回更大的冤屈要受！

過了幾年，事情漸漸淡忘了，史賓又慢慢悠回北京，仍到司禮監(jiān)文書房辦事。有一天，有一件要緊的旨意要發(fā)到內閣，按照慣例，該是文書官排名第一的太監(jiān)親自捧送圣旨到閣，而史賓正好名列第一，于是就由他親自去了。回來復奏，神宗也沒搞清楚狀況，見史賓巴巴地跑到內閣去傳旨，忽然想起他“鉆營宮闈”的舊事，登時大怒，以為這家伙還不老實，借著傳旨，“夤緣往閣中見輔臣也”！于是趁怒一腳，復將史賓踢回南京，這回史賓慘慘噠，竟在南京蝸居了二十多年，直到神宗去世，才回轉北京。

史太監(jiān)真是個倒霉蛋，但從這只蛋從南滾到北，從北滾到南，我們從中卻能看出，神宗是一個精察、疑心很重、性情敏感的人，在他身邊是不好當差的，所以經常有宦官因為做錯了事，被杖責至死，搞得宮里人人害怕，以到皇帝身邊辦事為險途。

所以各位，莫要議起明代的廷杖，只盯住外官書生的屁股，那小宦官無蛋的屁股蛋兒上，挨打著實更多、更狠、更要命。

那么，以神宗如此精察，怎么到后來把國家搞得一團糟呢？我覺得還是體制的問題，日趨衰落的皇權與日益高漲而腐敗的官僚體制發(fā)生了嚴重錯位，互相掐、斗氣，皇帝越是想有所作為，卻越難有所作為，神宗與外官小臣斗了半輩子，最后實在沒轍了，干脆撇開官僚，直接派出一批宮廷宦官，一竿子插到底，由著他們去做事，明朝就更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