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歷史上幾件比較大的“殺降”事件。戰國時期，秦國將領白起驍勇善戰，率秦軍攻城略地，勢不可當。長平一戰，秦軍打敗趙國軍隊，白起下令“坑殺”四十萬已經投降的趙國將士。

不僅如此，為了恐嚇趙國，同時也為了震懾其他與秦國抗衡的六國，白起故意放兩百多名年幼的趙國士兵回國去報信。雖然后人對被坑殺的人數如此之多有質疑，但這起“殺降”事件仍被視作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

勝利的秦軍殺俘虜，失利的秦軍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很多年后楚霸王項羽因懷疑本已投降并編入楚軍的二十萬秦軍將士有貳心，將他們全部活埋，制造了又一起駭人聽聞的“殺降”事件。

項羽之后還殺了已成階下囚的秦末代國君子嬰。其實子嬰最初是向劉邦投降的，而后者并無意殺子嬰。但當時劉邦的實力不如項羽，雖率先攻入秦城，卻無法按事先約定的稱王，甚至都不敢久留，而將勝利果實拱手讓給后入城的項羽，并匆忙離開。如此一來，倒霉的就是子嬰了。

南北朝時期，北魏國和后燕國相爭。北魏道武帝先是設伏，后又出奇兵，大破燕國軍隊，后者除少數人逃脫外，包括燕王子在內的四、五萬燕人投降魏國。道武帝聽從手下大臣之言，除了留下少數幾位燕國才俊，將其余降者悉數殺害，依然用的是“坑殺”。

時間到唐朝，出了一位威震四方的猛將薛仁貴，當年一曲“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說的就是他領軍平定天山鐵勒叛軍的事。據說薛仁貴一上陣，便一連三箭射倒對方三人，鐵勒軍嚇得紛紛下馬投降。然而薛將軍卻沒有實施他名字中有的那個“仁”字，殺了十三萬投降的鐵勒人。

“殺降”的動機各有不同，害怕詐降和降后生變，常常是勝利者殘忍“殺降”所持的理由。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十分荒謬的原因。

五代時期，梁太祖率兵去攻打一城池，中途襲擊對方的援軍，俘獲三千余人。此時忽然刮起大風，揚沙蔽日，梁太祖問：“天怒我殺人少邪？”隨即“盡殺”投降的士兵。接著又因對方守城的主將不肯投降，就將已俘獲的對方將領殺了泄憤。

古往今來，不管是什么原因，有怎樣的理由，殺降者和殺俘虜理應受到譴責，古代有識之士對此的評說也頗有見地。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殺降不祥”的說法。

春秋時期，齊國軍隊打敗北方的山戎族部落，殺死了其首領單于。有人主張斬草除根，將俘獲的單于的兒子也殺掉，齊國名臣管仲就以“殺降不祥”進言，勸齊桓公放了單于的兒子。上面提到的子嬰，乘白馬素車誠心來向劉邦投降，當時劉手下也有人想殺之而后快，但劉邦說“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沒有同意。

所謂“不祥”就是指沒有好的結果。首先從戰爭層面上說，將不利于以后的戰事發展。北魏道武帝“殺降”后就后悔莫及。當他繼續攻打燕國城池時就遇到了頑強的抵抗，盡管對方守城的主將已經逃跑，但其手下的士兵卻仍舊拼死抵抗，因為投降也是一死，不如堅持戰斗，還能“求全月日之命耳”，即他們認為，抵抗還能多活些時日。

裴行儉是唐代著名政治家和軍事家，為唐朝平定北方突厥反叛立下很大功勞。他曾施巧計，迫使突厥首領來降，但時任宰相的裴炎卻將得到保全性命許諾的投降突厥首領殺了。裴行儉問訊嘆道：“但恐殺降之后，無復來者。”后來突厥人再度起事反唐，證明“殺降”確為不智之舉。“戰需移死地，軍諱殺降兵”。唐朝詩人姚合在其詩作《塞下曲》中如是說。

三國時期魏國人何晏的見解更為發人深省，他說：“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于劇戰也。”這個“禍”當然是對“殺降”者而言的。何晏還說：“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后亦難以重得志矣。”古人不僅認為“殺降”為“酷暴”，更看出施暴者是不能成事的。

朱升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重要謀士，曾在朱元璋比較困難的時候，提出了歷史上非常有名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三條策略，幫助朱元璋積聚力量，成就霸業。朱升不愧是政治家，高瞻遠矚，他站在政治和戰略高度，明確指出：“殺降不祥，唯不嗜殺人者，天下無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