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貪墨之風尤盛，其時，不僅案件多發，婪贓巨大;據統計和珅家產相當于當時清政府的十五年財政收入。盡管乾隆帝屢興大獄，而貪風愈盛，其原因為清政府執政過程中執法不一。

乾隆朝貪風之盛，從根本上說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乾隆皇帝雖明確規定：凡官員犯有侵貪、虧空、苛索、賄賂、欺冒、挪移、盜庫等貪污行徑，一經發覺，嚴懲不貸，強調“不可為貪官開幸生之路”，并以“斧鎖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未止”，實施嚴刑峻法。然而，專制政治賦予了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很大的隨意性，故而乾隆帝個人的權力和意志常常凌駕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現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親信。諸如云貴總督李侍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貪贓索賄，為云南儲糧道海寧參劾，由于情節惡劣，大學士九卿會議斬決，但乾隆帝認為李侍堯在督撫中最為出色，遂百計回護，命各直省督撫重議。但當各督撫多請照初議定罪時，乾隆皇帝猶欲開脫之，對支持九卿之議的富勒渾等人大加斥責，并不顧眾意，以“罪疑惟輕，朕不為已甚之事”，下詔將李侍堯定為斬監候。

不久，即降特旨，賜其三品頂帶花翎，起用為陜甘總督。此后，李侍堯貪瀆如故，而“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又如，閩浙總督陳輝祖亦以“能事”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陳輝祖因其弟為王亶望貪污大案成員，當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卻極力開釋之，他說：“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遽置重典。

陳輝祖尚屬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為三品頂帶，各留本任。”(《清史列傳》卷18，陳輝祖傳)而且，還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贓物的重任，陳輝祖借機侵貪，又釀成一起侵盜官物的大案。盡管如此，乾隆帝意猶寬容，降旨改斬立決為斬監候，只因新任閩浙總督富勒渾、浙江巡撫福崧等連章劾奏，以閩浙兩省倉谷虧空等情實，證實了陳輝祖為政之貪。乾隆帝這才迫于形勢，賜令自盡。

其二，以時立法，時寬時嚴。乾隆帝在其統治前期，執法尚為嚴厲，二十余年中，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案;浙江巡撫常安案;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案;山東巡撫鄂樂舜案;湖南布政使楊灝案;云貴總督恒文案，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這幾起案件，犯贓者家被籍沒，人被處死。其中，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亦嚴懲不貸。

為此，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恒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于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法上的嚴肅性。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特別是到其統治后期，乾隆帝懲貪則“多從寬縱”。乾隆四十三年(1778)，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按律應賠兩萬余兩，乾隆帝諭令全免。

浙江巡撫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已發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將福崧改調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楊景素等人，皆贓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后才予以處置。其寬縱的結果，必然為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任意妄行”，釀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