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

當這句話以字正腔圓的京字京韻，從一個年老的駐防旗人的口中發(fā)出來時，坐在學堂里的大多數(shù)福建學生的反應是將其當成一個笑話，此時已經(jīng)是1905年，帝國的立憲改革已經(jīng)推行了3年之久，盡管朝廷設定的教育大計仍然以忠君為本，但大多數(shù)19世紀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時事風潮，便不難將自己定位為新時代的“國民”，對這些新晉“國民”來說，在第一堂“官話課”里聽到的第一句講詞竟然是“主子”、“奴才”這些陳詞濫調，自然會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證明，這件事一點也不好笑：一個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對這種教授方法，“便捉將官里去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警告，告誡那些膽敢藐視朝廷設立的“官話課”的人將會遭到怎樣的下場。

設立“官話課”，實際上是晚清少數(shù)朝廷和民間能夠達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對一個人心渙散、搖搖欲墜的帝國來說，統(tǒng)一的語言理應是一種很好的黏合劑，就像1903年張百熙和張之洞在《奏定學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樣：“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關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話的熱切擁護者，他把他對推行官話的滿腔熱忱都寫在他創(chuàng)辦的《中國白話報》的發(fā)刊詞里。

20世紀初的中國正沉溺于一種在后來被稱為“國語運動”的熱潮之中，而福建學堂里的那第一堂“官話課”則成為了這場熱潮中的一盆涼水。之所以如此，不僅僅因為這位旗人的教書方法陳腐老套，更是因為它喚起了一段湮沒已久的不愉快的記憶。對帝國來說，這段記憶是它永遠正確不敗的榮光背后一抹失敗的陰影，而對那些腦海深處仍然殘存著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眾來說，它是一個笑話。

皇帝的旨意：推廣“官話”

“君心難測”，1728年9月5日，當36歲的許松佶跪在階下等待皇帝問話時，心頭也許會掠過這四個字。這是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進京面圣，許并非科舉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隨父親出門在外，為各省地方官員充當幕賓和吏胥。

按照帝國銓選官員的一般政治規(guī)則，像許松佶這種由吏胥進入仕途的出身被稱為“不入流”，往往受到輕視。但從御案上方俯視他的那雙眼睛，卻恰恰屬于一位不愿循規(guī)蹈矩的君主——雍正皇帝。在他的眼中，許的短板恰恰成為了長處。在寫著許松佶生平履歷的引見單上，皇帝對他做出的綜合評價是“中上”，他稱贊許“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對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評語，卻是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將“不似福建人”作為一種好評可能出于兩大原因：南海海盜肆虐，侵擾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見許松佶的第三天，他還為海賊盜首黃萬日行劫海上一案龍心震怒;另一方面，則是福建本地鄉(xiāng)音，對深居宮中的皇帝來說，猶如群鴉亂噪，不知所云。因此許松佶雖是福建人卻因為胥吏身份輾轉數(shù)省失去福建特性這一點，才讓皇帝倍加贊賞。所以，在稱贊許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評語后面，皇帝接著寫道：“言語亦清楚”。

許松佶當然不知道皇帝對他的評語，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龍顏一樣，他更不知道這次引見竟會引發(fā)一場波及福建、廣東兩省的政治運動。許松佶被引見四天后，皇帝突然頒布了一道奇特的上諭，在諭旨里，皇帝首先指出對一名有著“蒞民之責”的官員，“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后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務，而辦理無誤”，但是皇帝在引見大小臣工陳奏履歷之時，卻發(fā)現(xiàn)“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xiāng)音，不可通曉”——這顯然是對許松佶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語言所做出的回應。皇帝更進一步指出，倘使再把這些滿口鄉(xiāng)音的閩粵官員委派他省任職為官，“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