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取得帝位以后，不斷加強皇帝的權力。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除中書省，罷置丞相，政事歸于六部，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權力集于皇帝一身。又相繼制造胡惟庸、藍玉之獄，株引牽連，殺戮達五六萬人，把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宿將誅殺殆盡，從而解除了武臣對皇權的威脅。與此同時，朱元璋也向文人開刀。明王朝剛剛建立，朱元璋又是從“賊”出身登上皇帝寶座的，因而一班前朝過來的文士還不愿和新朝合作，不肯出來做官。以致朱元璋下令把“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列入法律條文，加以懲處(見《明史刑法志》)。另一方面，朱元璋對已經出仕的文人，也并不放心，疑心這些人用文字對自己和朱明王朝進行譏訕誹謗，所以特別注意奏章的字里行間有無這類文字。

我們且看他用什么手段置人于死地。

一、以附會字形加罪于人。當時有一位高僧，法名來復，朱元璋請他吃飯，來復謝恩詩稱：“全盤蘇合來殊域，玉婉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朱元璋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謂我是歹朱耶！又謂‘無德頌陶唐’，欲以陶唐頌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膽如此！’遂斬之。”(《明朝小史》卷一)這位和尚虔誠地拍馬屁，萬沒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來加罪于他，結果自己也身首異處。

又有一位中書舍人詹希原，字寫得很漂亮。朱元璋命他書寫太學“集賢門”門額，因“門”字右直微鉤起，朱元璋就挑了眼，說道：“吾方欲招賢，原乃閉門，塞我賢路耶！”遂殺之(馬樸《談誤》卷四)。“門”字右直挑鉤，是規范書體，千古如此，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元璋自己所寫的“門”字，也是“右直微鉤起”(見吳晗先生《朱元璋傳》卷首所附朱元璋的親筆信書影)。如此，則朱元璋應自履其罪了。

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義而加罪于人。明初名儒盧熊以印文篆書“兗”字類“兗”字，上書請改正。朱元璋看了大為惱火，說道：“秀才無理，便道我兗(滾)哩！”幾被禍(《水東日記》卷四)。盧后仍坐累而死。

其他如浙江府學訓導林元亮為海門衛作《增俸謝表》，內用“作則垂憲”被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賀表》，內用“垂子孫而作則”被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作《賀冬節表》，內用“儀則天下”被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二司作《賀正旦表》，內用“建中作則”被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賀正旦表》，內用“睿性生知”被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州作《賀正旦表》，內用“圣德在秋”被誅。以上諸條，朱元璋用他所操的淮南方言，讀“則”、“賊”同音，“作則”即“作賊”，這不是在罵他曾做過“紅巾賊”么？“生知”被讀作“僧知”，“圣德”被讀為“僧得”，這不是揭他早年曾當過和尚的老底么？

三、疑文字觸犯皇權而罪人。蘇州知府魏觀，因在張士誠宮殿遺址上修建知府衙門，犯了皇權忌諱;高啟為魏觀作《上梁文》，內有“龍盤虎踞”字樣，被認為有不臣之嫌，魏觀、高啟均被腰斬(見《明史桂彥良傳》)否則又成一血案。

朱元璋所加給表文作者的罪名，均無事實根據，是道道地地的冤案。表文的作者本來是頌揚朱明王朝強盛和朱元璋的圣明，且文詞也都是一般常用的套語，并無反明思想和譏刺之意，這一點與后來的清代文字獄則大不相同。清代文字獄，無論牽連之廣，殺戮之慘，均遠遠超出明初之文字獄。但就事實而言，清朝文字獄雖也有一些系附會而成的冤獄，但有不少案件所加的罪名卻有一定事實緣由。文章的作者或不奉清朝正朔，或斥滿人為夷狄，或語含譏刺等。寫書或傳布之人，不少是有強烈的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的，因而形諸文字，表現了對異民族統治的反抗。明初的情形則不然。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統治，漢族士大夫對元朝沒有那么強烈的留戀故國之情，“以夏代夷”，在他們看來是順天應人的，因而不存在像清初那樣反清復明的民族情緒。明初的文士之所以不愿與朱明王朝合作，一則是恥仕二姓的思想在起作用。二則是一班士大夫還在觀望，若貿然出仕，萬一朱明王朝短命，則終身背上“以身事賊”的黑鍋。三是明初用法嚴酷，許多當官的朝不慮夕，說不定哪一天就保不住腦袋，這也使不少文士逡巡卻步。但無論從哪一方面考慮，士大夫階層與朱明王朝并無根本的利害沖突，還不至于對朱明王朝反抗、譏諷。

朱元璋出身微賤，父祖輩均是佃戶，他本人從小跟著父祖為人傭作，后來當了和尚，又參加了被稱為“賊”的起義軍。雖說后來登上皇帝寶座，但對自己“下九流”的出身和經歷，總覺得不光彩，因而總懷疑別人揭他的短。在這種神經質式的疑心的驅使下，看到臣下的奏章表文，居然處處都在譏和尚、罵盜賊，處處在詛咒朱家王朝短命。這種自卑感的變態表現，則是朱元璋本人經常把“朕本淮右布衣”、“江右布衣”之類的話掛在嘴上，臨死時還說：“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