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為什么被人們嚴重低估？

李治字雉奴，是唐太宗的第九個兒子，在文德皇后長孫氏所生諸子中排行第三。由于他得了風眩病，眼睛無法看東西，就讓武則天替他處理政務。武則天最后控制了朝廷大權，于是人們對唐高宗的昏庸就堅信不疑了。不過，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李治是唐朝第三代君主，在位33年。由于病弱，655年，在武則天成為皇后之后，他就讓武則天參與朝政，時人稱為“二圣”。對唐高宗在歷史上的作用，一般認為他是個昏庸之主。范文瀾先生說：“唐高宗臨朝，臣下來奏事，不會作判斷，要宰相提出意見，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這種昏懦的性格，勢必扶植起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勢力，引導國家從亂到亡的道路。”這樣的說法，把唐高宗這個人徹底否定了。

主張高宗昏庸的觀點認為唐高宗患風眩不能視物，百官奏本常由武后代為參決。自顯慶五年(660年)起，政事都委托給武后，權力和皇帝相等。

但武則天不久就作威作福，連唐高宗要辦的事也受她控制，唐高宗十分不滿。麟德元年(664年)，武后常讓道士入宮行“厭勝”之術，被宦官王伏勝上告。高宗大怒，找西臺侍郎上官儀來商量。上官儀說：“皇后專恣，海內所不允，請廢之。”唐高宗就命上官儀起草廢皇后詔書。不料武后安插在唐高宗身邊的耳目隨即將此事報告武后，武后立刻到高宗面前解釋。唐高宗昏庸懦弱，心有不忍，又怕武后發怒，竟說：“我本來沒有廢你的心思，都是上官儀教我的。”于是，武后指使許敬宗誣告上官儀、王伏勝和廢太子李忠謀反，都被處死，與上官儀有來往的大批朝官，都遭流放或貶官。從此，每當唐高宗上朝，武后都坐在簾后，大小政事都參與裁決，升黜官員或生死大事，都憑武后決定。此后，唐高宗只是名義上的皇帝，直至弘道元年(683年)在洛陽宮中病死。

與其相反的觀點認為，說唐高宗昏庸是缺乏根據的。說他“昏庸”，最早見于《新唐書》。《新唐書》卷76《則天順圣皇后武氏傳》說：“(武后)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也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同書卷105《長孫無忌傳》也說：“帝暗于聽受。”同卷《褚遂良傳》說：“帝昏懦，牽于武后。”歐陽修說他昏庸的主要論據，認為唐高宗為武則天所控制，并按其旨意貶殺了褚遂良和長孫無忌。

其實，褚遂良被貶在武則天當皇后之前，長孫無忌的被殺，是在武則天當上皇后不久的事情。一些專家認為，這時的武則天還沒有把皇后的位子坐熱，怎么就能夠“盜威福”貶殺高宗的顧命大臣？實際上，貶殺褚遂良和長孫無忌的不是別人，恰恰就是唐高宗自己。在立武則天為皇后的過程中，這兩位老臣堅決反對，而一心想立武則天的是唐高宗，因而他是武則天最有力的支持者，很明顯，褚遂良、長孫無忌和唐高宗在立武后問題上產生了較大的矛盾。

不僅如此，長孫無忌憑著國舅的地位，專橫跋扈，而褚遂良以顧托之重，也是“悖戾犯上”。兩人以元老重任自居，一心想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想著曾經對唐高宗有功，根本沒有把高宗放到皇帝應有的崇高地位，而唐高宗此時血氣方剛，對他們的表現早已不滿。當許敬宗誣陷兩人時，唐高宗不派人仔細調查，立即削去長孫無忌的太尉官職和封地，安置到邊遠的黔州。已死于貶地的褚遂良，也被削去官爵。兩人的兒子都在放逐途中被處死。可見，褚遂良和長孫無忌被殺，是武則天的心愿，但更是高宗的旨意。整個過程中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則天控制的問題，唐高宗的昏庸無從談起。

一些人認為，高宗顯慶以后，唐中央政府與吐蕃、突厥、高麗等或戰或和，以及研討方略、獎懲將士等全系唐高宗決策，對公卿宰臣的任用黜陟也是如此。從唐高宗去世到武則天稱帝，共經歷了7年時間，武則天的力量主要是在這個時期集聚起來的，而在此之前，武則天雖然預問朝政，但權力有限，不能左右朝政。

唐高宗在位的業績：

唐高宗在位前14年中，他的政績之犖犖大者主要有：一、他繼續推行了唐太宗時加強中央集權的各項制度。二、唐高宗在位前期，至少是尚能維持國力于不墜，而統治區域還稍有擴展。三、唐高宗在位期間社會經濟仍在向上發展。唐高宗政績之所以史書記載較少，也不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即位初期元老勛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權重，精明而又有才干的武則天為皇后后，又直接參與執政。

也有人指出，唐高宗根本沒有昏庸之舉。在即位之前，曾參決朝政，頗得唐太宗稱贊。即位之初，也勤于國政，每日臨朝，孜孜不倦。他不僅能夠遵循唐太宗的大政方針，而且也表現出了管理國家的才干。具體表現在他十分重視法制建設。他令長孫無忌等修成《永徽律》，還逐條對之進行注釋，寫成《唐律疏議》30卷頒行天下。他在即位之初，鼓勵臣下進諫，他自己也能很好納諫。他賞罰分明，對貪贓違法者堅決予以打擊，不留一點情面。

褚遂良就是因為低價強買中書省翻譯人員的土地，被左遷為同州刺史。他維護了國家統一，討伐西突厥，鞏固了唐王朝在西域的統治。他有過錯，如容忍和支持武則天對王皇后、蕭淑妃的殘酷迫害，在對褚遂良和長孫無忌等人的處理上，也沒有很好地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但這并不能說明他是個昏庸之君。用昏庸來解釋武則天參預朝政的原因，顯然是不妥的。

上元二年(675年)，高宗風眩癥加重，曾想禪位給則天皇后，“使攝知國政”，正式臨朝稱制。宰相郝處俊進諫說：“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也附和郝處俊的意見，高宗無奈作罷。如果說高宗不是昏庸之君，那么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但如果我們說他真是個昏庸國君，那么史書上描述他尊禮大臣，問百姓疾苦，稱為“永徽之政，有貞觀遺風”，這又是怎么得來的呢？所謂的唐高宗“昏庸”，至今仍是一謎，令我們左右為難，無法圓滿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