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爭霸的戰國初期(約公元前440年)，吳起出生于備受強鄰欺凌的弱邦衛國。在他年少時，家境即由富庶走向敗落，這種環境造成了他求勝心強，熱衷功名，卻又狹偏易狂的心理。據史籍記載，吳起為出仕送禮而耗盡家財，結果一官未得，反受同鄉譏笑。他由此狂怒，竟殺死非議自己的30多個鄰人后逃往魯國，臨行前聲言不做卿相不還家。

此后，吳起求學于儒家大師曾子，卻因在母親去世時不回家吊喪，被注重孝道的老師逐出。于是，求官若渴的他便橫下一條心在魯國從軍，悉心攻讀兵法，并在齊軍來攻伐時拜見魯君獻策請纓。魯國人見他岳父家是齊國名門，不愿重用，吳起便斬下妻子首級，換來魯君封他為將統軍，也由此留下千古罵名。吳起也確實是個軍事天才，弱小的魯軍經他訓練統領，竟一戰便擊敗在春秋戰國時素稱強大的齊國。不過作為孔子同鄉的魯人不齒于吳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魯君看到此人如此心狠手辣也深感驚悸，不久便把他辭退。吳起轉投魏國，被正準備變法求強的魏文侯起用。吳起在魏26年，“曾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同時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任魏西河(今陜西省境內)守將時，一再以少量兵力擊敗龐大的秦軍，占據了黃河以西700里之地，使原來強大的秦國一度岌岌可危，魏國變成戰國頭強。

魏文侯死后，武侯即位，吳起又不受信任，轉而投奔楚國，被楚悼王任為相，僅一年便創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的顯赫成就。這個外來戶仕途上一步登天，又提出種種變法措施，招致楚國眾多貴族嫉恨。悼王剛死，那些大家貴族便招呼弓箭手圍住前去致祭的吳起。盡管吳起臨危顯智謀，趴在了按禮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遺體上，期冀弓箭手放過他，孰料亂箭還是如雨點般射來，吳起身中數箭，倒地而亡。

楚肅王繼位后，嚴格按照楚國的法律“以兵器觸及王身者，夷三族”，挨個追查當初箭射楚悼王尸體者，找到了70余家，全部滿門抄斬。吳起這一死法，拉上了好些墊背的同死鬼。在列國爭霸時，吳起每到一地都能強軍興邦，確有過人之才。他的著述除《吳子》外大多散佚，卻仍留下“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謀國強軍之道。吳起還認為“爭名”、“爭利”、“積惡”、“內亂”是引發兵禍之源，雖只論及膚淺表面，仍可謂在世界軍事史上最早探索了戰爭的社會根源。而另一方面，吳起所到之處均引發非議并最終被謀害，固然是因變法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其個人道德缺失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據記載，吳起為將時曾“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不過從他對親人也無情無義的行徑來看，此類舉動不過是籠絡下屬的手腕。當時被吮疽的士兵的母親知道此事忍不住哭起來，然而不是感激而是悲哀，認為兒子受此拉攏定會送命。

以春秋戰國的孫武、吳起兩位著名兵家相比，著述孫勝于吳，武功吳過于孫，但后人往往尊孫武而輕吳起，正是因為德重于才。縱觀千年的統軍征戰經驗，軍界公認仁、信、智、勇、嚴齊備，方具名將之風。古時雖有“謀大事者不拘小節”的辯辭，然而身為將帥，想服眾仍需注重個人操守，才能全方位塑造良好素質。若只講權謀而鄙視道義，雖可得功利于一時，從長遠看必然滋生毒化社會風氣和敗壞軍人武德的負面作用。吳起在史冊上留下令后人贊嘆的武功，但其為爭功名不擇手段，卻應視為古代兵家遺產中的糟粕。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吳起的結論可謂一語中的，那便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