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開始是這樣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只是為了吃飯活命，并不是為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軍)忽至，誤入其中。”(《洪武實錄》卷37)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么好東西)。”他寧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給臣民作壞的榜樣。

后來他又進一步解釋：“盜賊奸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也就是說，元朝的滅亡跟他沒什么關系。他參加起義，不是為了推翻舊王朝，也不是為了當皇帝，而是因為實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萬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這兩種解釋似乎還不圓滿。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發明了“殿興有福”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為“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頭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興者，就是他這樣半路參加起義的人。《御制大誥三編？造言好亂第十三》中，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就是說，因為天下無道，所以愚民作亂。朱元璋認為，帶頭做亂者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為之徒，注定沒有好下場。因為這些人引起了戰亂，造成了流血，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

這就是所謂的“殃歸首亂。”朱元璋還舉大量例子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農民起義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都做了后人的鋪路石：“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至于那些后來才參加起義的人，就沒什么責任了。因為動亂的大火已經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為了使火災早點結束，早點還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興”。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站在“首亂”者的尸體上取得成功后，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實在是匪夷所思。絞盡腦汁，朱元璋的理論其實是要落腳于天下無道，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萬萬不要第一個揭竿而起。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見：不論怎么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為了說服愚民，他費盡口舌，推導出了寧可餓死，也強于造反之說。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縱迢天災，“饑謹并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于衣食而死者，豈不優游自盡者乎？”也就是說餓死強于戰死。所以寧可餓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統治。他又從多方面論證這個主張，說造反其實沒什么好處：從亂者并非俱能為人上人，除了那些“亂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軍即民，須聽命而役之。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于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誥三編？造言好亂》一節中說：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于從亂。一從兵后，棄撇田園宅舍，失玩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于野外……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也就是說，從概率論上分析，參加起義和叛亂，獲得功名富貴的可能性是極低的。相反，給人家當炮灰的可能性卻幾乎是百分之百。通過這種“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理論，朱元璋鄭重警告百姓：寧可餓死，也不要起來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