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宮廷政變，是一場血腥殘酷的皇位爭奪戰(zhàn)，這一戰(zhàn)中，李世民殺死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隨后繼位，實為太宗。李世民為何發(fā)動這樣一起血腥的宮廷政變？

秦王府與太子東宮的博弈

如果說李世民自李淵登基之始，就開始苦心積慮地爭權(quán)奪利妄想爬上皇帝寶座，那可真有點冤枉了他。是不斷發(fā)展的形勢、環(huán)境與現(xiàn)實迫使他不得不鋌而走險、奮起反擊，導演了一出唐朝歷史上最富戲劇性的“玄武門之變”。

如果沒有李淵在群雄割據(jù)、天下紛爭、局勢不甚明朗的情況下匆匆稱帝，也許就不會出現(xiàn)李世民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一枝獨秀”的局面。李淵登基為皇，長子李建成立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們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種束縛與制約，個人才能難以充分施展。這才有了李世民在蕩平群雄中出現(xiàn)在中華大地上那勇往直前、無堅不摧、英姿勃勃的動人身影。

他在長達七年之久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獲得了無人匹及的軍事業(yè)績與政治聲望，擁有一支能征善戰(zhàn)、效忠個人的強大私人武裝及久經(jīng)考驗的“干部隊伍”，形成了足與李建成為首的太子東宮集團抗衡的秦王府集團。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閑之輩，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記載的那樣“荒色嗜酒，畋獵無度”，而是有著相當出色的治軍與治國才能。太原起兵時，他雖然遠在河東沒有參與密謀組織，但很快就在李淵的“密召”下以左領(lǐng)軍大都督的身份參加了建唐斗爭，并在合圍長安的戰(zhàn)斗中立下頭功。立為太子后，不便輕出，也就遠離沖鋒陷陣的戰(zhàn)爭前線而入住東宮，學習當一名皇帝必備的各種禮儀及馭臣治國之術(shù)。論個人功績，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論才華，兩人孰高孰低，實難分伯仲。

也許，李世民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確實沒有篡奪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說強大的敵人與嚴酷的現(xiàn)實使他無暇顧及，但他在戰(zhàn)爭中的日益坐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為卻在事實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對他構(gòu)成了一種極大的潛在威脅。

李世民打敗王世充、竇建德之后，“加號天策上將，陜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之上”，地位僅次于太子;他設置了龐大的官僚機構(gòu)，網(wǎng)羅私人親信;又以設“文學館”收羅文學士為名，網(wǎng)羅政治人才。

就連父親李淵也對此頗為不滿地說道：“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也就難怪身受威脅的太子李建成戒備警惕、枕戈以待了。在這場唐王朝內(nèi)部的爭權(quán)奪利之中，優(yōu)勢明顯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淵對李世民的才能與功績自然愛護有加，但對他那日漸強盛的政治勢力卻不無擔憂，李淵可不想看見自己的親身兒子相互內(nèi)訌拼殺。因此，他對李世民懷著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關(guān)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總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

至于小弟齊王李元吉，他與李世民并無隔閡，且勢力弱小，難以形成獨立于李淵、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勢力。但從個人利益與前途出發(fā)，李元吉以“一邊倒”的態(tài)度堅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順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現(xiàn)出咄咄逼人的態(tài)勢，明確勸說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奮勇地表示“當為兄刃之”。

如果說李世民以前一直處于“被動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奪嫡的決心之后，便時時處處居于事件的主動地位了。過去，他在戰(zhàn)場上英姿勃勃、叱咤風云;而今，在復雜的宮廷政治斗爭中，也能左右局勢舉重若輕。李世民只要拋棄傳統(tǒng)倫理觀念與道德束縛，將那在戰(zhàn)場上曾使強敵聞風喪膽的果敢與謀略施展開來，李建成自然不是他的對手。

于是，他果斷地選擇了禁軍指揮部——玄武門這一特殊之地，伏擊李建成與李元吉。禁軍將領(lǐng)早就被他收買，李世民親率尉遲敬德、長孫無忌等七十余精騎預先埋伏在玄武門內(nèi)，單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鉤”。

“開弓沒有回頭箭”，政變一旦爆發(fā)，李世民也就顧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將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奪權(quán)，才有可能保住“勝利果實”。

政治斗爭從來就不講究什么親情，它撕開了一切溫情脈脈的虛偽面紗，只以實力為基礎，以利益為準繩，以鮮血為代價，殘酷無情到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兩個月之內(nèi)便完成了這些高貴而復雜的角色之轉(zhuǎn)換。李淵退為太上皇之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貞觀九年郁郁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