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貧苦農民出身的草根，小時候就沒錢讀書。當了和尚以后，才有機會“立志勤學”。有了權力和地位后，在眾多儒生的影響下，朱元璋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學問益進;做了皇帝以后，朱元璋更加喜歡文墨，他認為寫文章要“質實”，主張文章應該寫的明白清楚，要“通道術，達時務”，說白了，就是文章要刪繁就簡，適應政治的需要。

據明太祖寶訓《務實》記載：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正月)，朱元璋尚未稱帝時，就曾對中書省的官員說：“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后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

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朱元璋對翰林侍讀學士詹同說：“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漠》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這是朱元璋關于整頓文風的第一道明令。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閏三月，朱元璋審定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句，提筆改為“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并對大臣們說：“此言大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夸張。”朱元璋再次強調了關于文風要“務在平實”的主張。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九月，朱元璋頒布《文書式》：“詔禁四六文詞”，從制度上采取了措施，。并諭各部官員：“……朕常厭其(指唐宋文風)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務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不但發布禁令，而且還頒布了樣板以供效仿，這比前期單純的禁令更進了一步。

明初受元朝的影響，文犢主義盛行，案犢繁冗。朱元璋早就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二月，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徐言。上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于宮中復令人誦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才五百徐言。因哨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聯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于是，命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又命令廷臣討論研究，制定了《案犢減繁式》。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又親自起草頒布了“御制行移減繁體式一冊”。這些法令、條例的頒布，對于克服繁文之害，沉重打擊文犢主義，提高行政辦事效率，進一步深化文風整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嚴禁在公文中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導之以模式，并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貫徹，開創了公文的一代新風，使公文更加趨于簡明通俗。明代公文制度的改革和進步，是與朱元璋對公文制度整頓是分不開的。

清代(包括太平天國)的公文制度，是對明代公文制度的全面繼承并有所發展。自“中華民國”之后，雖然傳統的公文處理方法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影響下，在新文化的沖擊下有所變化，但是明代公文制度其中的一些公文思想、原則、手段，尤其是對公文工作嚴格、規范的精神，對于我們今天進一步健全公文制度、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加強公文管理，仍有很強的現實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