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他們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于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鄉，當年曾國藩在湖南辦湘軍時，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

早期的曾國藩與左宗棠

曾國藩后來在太平天國的場子中發達起來，督兩江，領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濟濟，一時出現了“天下提鎮無不出于曾帥”的傳言，人氣那是相當地旺。左宗棠雖未進士及第，但憑著自己在駱秉章那兒幾年“代省長”的出色工作，此時已名滿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國藩軍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這樣的人才，左宗棠于咸豐九年遭人陷害后雖然大難不死，但是深感官場險惡，憂心忡忡便決定暫且引退。于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離開湖南巡撫衙門，結束了他長達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閏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達宿松。

這時，胡林翼進駐英山，曾國藩扎營宿松，正準備全面進攻太平軍在安徽太湖、潛山的據點。接下來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見了曾國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國藩奉到咸豐帝的寄諭，特詢：“左宗棠熟習湖南形勢，戰勝攻取，調度有方……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曾國藩與左宗棠雖然性情、脾氣并不相投，但交情頗重，對左宗棠身被誣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貫于明哲保身，為人小心謹慎，一直未出面說情。這時，見“天心大轉”，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當地大。很快，朝廷即發下諭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銜，幫助曾國藩辦理軍務。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開始他的事業，雖然發達較晚，但是左宗棠總算是跟對了人。曾國藩這個人，過于小心謹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卻非常樂意于錦上添花，幫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說當左宗棠被人陷害時曾國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當左宗棠投靠曾國藩后，曾國藩卻是竭盡全力為其創造機會助其成功，可見此時對左宗棠已是毫無私心。

當時清政府有意調左宗棠前往四川督辦軍務，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是獨當一面的帥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籬下，和他當時在湖南沒什么區別，于是曾國藩婉言謝絕了清廷的諭旨。而攻克安慶以后，湘軍完成了對南京的包圍，終于騰出手來解決浙江問題了。

而派誰去呢？這是一個問題。曾國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平時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沒人才。

曾國藩不但把駐扎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征收厘金權。從此，左宗棠終于自立門戶，擁有了進一步發揮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讀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國藩真是偽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起來，讓其有苦難言。

然而性格決定命運，性格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兩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滿了矛盾的暗礁。曾國藩講究個人修養，是個理學家，平時不用說，處處顯得很“面”。而左宗棠個性剛直果斷，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惡如仇。左喜歡快刀斬亂麻，曾喜歡慢工出細活，因此兩人經常鑼不對鼓，板不合腔。

左宗棠多次進京趕考卻未及第，因此始終特別敏感，稍被人怠慢或過分謙讓，都可引起激烈的反應，而且言詞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謙讓，用了“右仰”這樣的客套話，左宗棠很是不快，說道：“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

曾國藩曾作一語調侃左宗棠：“季子敢鳴高，與予意見大相左。”將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進去，寓莊于諧，既切事，又達意，略無雕琢，渾然天成。

左宗棠卻受不了這一“惡補”，甚至有點惱羞成怒，便決意在氣勢上凌轢對方，因而打出一記剛猛的重拳：“藩臣徒誤國，問他經濟有何曾？”也將曾國藩的姓(曾)和名(國藩)嵌入首尾。二語合璧，恰成一副絕對。雖然對得工整，但是言語卻顯惡毒。天長日久，嫌隙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