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與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但經過變法，兩人反目成仇。他倆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辯，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是因為缺乏理財之道和善于理財之人。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國家的職責就是更加科學合理地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他責備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苛斂民財、與民爭利罷了。他們的矛盾焦點在于一個“利”字。所以，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一書中，就用調侃的語調講了一個故事，說身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獻計說：“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來造田，當一本萬利。”王安石一聽，眼睛賊亮，興奮地問道：“那放掉的水，何處可容呢？”有人接口說：“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掘一個八百里泊，就可容了。”在場之人，無不笑倒。司馬光借這個故事，把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性格大大譏諷了一番。

北宋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記載了一個段子。王安石任宰相期間，每當生日，那些部下紛紛獻詩，僧人道士則頌“功德疏”，競相祝賀。光祿卿鞏申別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為王安石祝壽，他用大籠子裝來許多鴿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地磕頭禱告說：“愿公一百二十歲”。如此反復，極盡巴結之能事。湊巧的是，當時有一守邊將軍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從官)竟然割股肉進獻，以至遠近駭笑。有好事者以這兩件事做了一副對聯：“虞候為縣君(古代婦人封號)割股，大卿為丞相放生。”無獨有偶，南宋李壁在《荊公詩注》中也記載了一個段子。王安石的兒子王霧，才華橫溢，志存高遠，20歲前就已著書數萬言。國子監官員范鏜為討好宰相，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把他們父子的才學喻為孔子，能力喻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別高興，竟大言不慚地說：“此人知我父子！”

文人喜歡渲染，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常常言過其實。不過，仔細觀察王安石的為政、為文、為人，他雖然生活中不拘小節，言語間好發高論，改革上大刀闊斧，選人用人上獨斷專行，的確有常人不能理解與容忍的一面，但說他陶醉于阿諛之詞，狂妄到是非不分，這不符合實情。所以，這些段子和故事，頗有杜撰之嫌。那么，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反對王安石呢？性格使然。王安石在官場摸爬滾打數十載，深諳王道而不通權變，深知民弊而不懂“官箴”。變法乃是一種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傷筋動骨，必然觸動既得利益，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勢利導，終于犯了眾怒。士大夫不乏對祖宗的孝順和國家的忠誠，但侵犯了誰都會刺猬般反戈一擊，編段子、傳謠言不過是他們千萬手段中的一個罷了。

當然，也有例外，像黃庭堅，雖然反對王安石變法，并因此而遭到貶謫，但他對王安石本人卻既欣賞又敬佩。他曾在《跋王荊公禪簡》中說：“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