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國藩在中國人和外國人眼里，完全是不同的臉譜。

在造反的農民軍眼里，他是嗜血的頭狼——“曾剃頭”;曾國藩攻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當時稱天京)時，制造了早于日本侵華七十年的浩劫——南京大屠殺。他在整個過程中，不僅不對部下的胡作非為稍加制止，而且指使其弟曾國荃參與其中。

史料記載，湘軍進入南京后，見人就殺，見屋就燒。直殺得南京城內血流成河，尸體涌進長江，幾乎使江水不流。

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尸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所謂伏尸百萬，除了戰死者，就是曾國藩在城內外屠殺的平民。“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這次屠殺最保守估計也應該在50萬人以上，清人所說的伏尸百萬也是有可能的。而屠城和對城市的毀壞程度也是歷史之冠。屠城、焚燒城后，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找不到了。

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城最多有100萬人。但到光緒登基的1875年，人口還不到50萬。后來李鴻章署理兩江，認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復。

據傳，由于曾國藩在南京的屠殺手段殘暴，當時南京小孩夜哭，媽媽說“曾剃頭來了”，小孩就立刻收聲。可見，這是一匹多么令人恐怖的“頭狼”。

但在“夷人”眼中，曾國藩卻是另一張“溫良”的面孔。

“天津教案”驗證了曾國藩“窩里橫”的“圈中狼”本性。

1870年6月21日，因懷疑法國天主教堂“販賣人口、虐殺嬰兒”，天津發生數千名群眾攻擊教堂事件。包括神父修女、法俄國僑民和中國信徒在內的50人被殺，法國領事館被焚。事件發生后，英、美、法等國聯合提出抗議，并出動軍艦兵臨城下。朝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

天津民眾以為這位曾帥會像平“長毛之亂”那樣痛擊“夷狄”、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然而曾國藩到天津后，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賠償“夷狄”損失46萬兩銀，派使團至法國道歉。并且按照法國開出“殺人名單”，“但冀和局之速成，不問情罪之一當否”，不問情節輕重，對本國“刁民”大開殺戒。

曾國藩辦案結果，令民眾大失所望，曾的聲譽就此一落千丈。

有人認為這是曾國藩的一次外交失誤。但我認為這是“圈中狼”必然表現。只不過之前人們尚未看清他的真實面目——終其一生，曾國藩踐行的還是名為“中原王道”、實為“中原狼道”的四字基本原則：內殘外忍。

對“中原王道”，曾國藩除了實踐，還有“理論貢獻”。在晚清行將就木時刻，曾國藩給出了“救國之道”。認為治理天下的辦法，在于如何運用孔孟的“王道”(指儒家的三綱五常)和法家的“霸道”(指法家的刑獄殺罰一套暴力鎮壓工具)。提出盛世用“王道”，亂世用“霸道”，平時互為參用。可見，所謂“救國之道”還是沒有脫離荀子思想——“將儒法二家的統治思想加以結合”范疇。

曾國藩在鎮壓內部“羊群”起義時，喜歡大開殺戒，甚至達到濫殺地步。就是出于信奉“亂世用重典”。在對外關系上，曾國藩主張凡事以“孔孟之道”應對，認為“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顯然，這也是老調重彈，無外乎儒家“懷柔遠人”春秋大夢。

正如王陽明的“心學”不能阻止大明王朝倒退一樣，曾國藩的“王道”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滅亡。一切跳不出儒家圈子的理論，都不可能讓中國出現質變。19世紀末葉，中外有識之士早已經看出，中原王道已到窮途末路。

首先是旁觀者清。日本學者在《世界國盡》一書中，對“中國仁義五常”的不能“再造輝煌”的內因進行了犀利剖析。

“清國的歷史自陶虞時代開始，到現在已有4000年，過去以重視仁義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遠播。可是因不肯引進現代文明，風俗漸衰，德智漸頹，他們還猶如井底之蛙，以為自己樣樣比他國行。真是可悲。”

其次，是身在此山中人，也對“儒教王道”痛定思痛。曾國藩的同鄉維新派領袖譚嗣同指出：中華文明衰落，其根本在于教義。“夫欲變法，必先變教”。

雖然這位年輕的維新領袖“出師未捷身先死”，清國既未“變法”也未“變教”，但是它很快的滅亡下場，驗明“仁道不人”“王道不王”之“教”無疑是一條通向墳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