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其所變之法絕對是有超前意識的，可以說這套方案中已經可以看到三權分立的影子，下面，我們就來細細的看看商鞅的變法。

商鞅變法的最大一個優勢，那就是軍政分離，既軍事指揮官不再完全依靠國君寵幸程度來任免了，一個軍功制度的國家里，沒有任何軍功的人是無法帶領一支軍隊的，這樣一來，可以保證軍隊素質的穩定性，維持了國家的力量。不能說，軍事力量是國家生存的基礎。一個國家要長久，其軍事基礎必須牢靠。同時，法制社會的建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秦孝公的兒子，后來的秦惠王在當太子的時候，曾經就犯法，也曾經被正法，因此其國家機構穩定，任何人都不敢以身試法。朝廷官員不盡心，百姓有權利上書朝廷罷免官職，這樣一來又保證了政府機構的廉潔性。已經有了三權分離的基本現象，這樣一來，國家抵抗風險的能力就增強了，不會因為一個國王的懦弱無能而毀了整個國家。

秦國自公元前356年，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變法革新。制定嚴厲法令，以法治國，獎勵軍功，鼓勵耕織。孝公十二年筑咸陽城，十三年（前349年），乃自櫟陽徙都咸陽。變法前后共八年，實際上只用了七年多，秦國便有能力筑造新都，可見變法成效之迅速，更見自力更生之生命力。在此間，除了秦國在公元前359年伐韓奪少梁城外，國土沒有增加一毫，全是在自家土地上變著法兒增加生產總值。

商鞅變法另一個成效，那就是讓有限的資源全部活了起來。這如何說起呢？老秦國輕商業，國家富有了，在封地內，貴族享有封地所有權，這意味著封地內所有的賦稅都交由封地主，而這些地主又不從事商業活動，自己吃用又花不完，因此有錢有糧食都是攢在自家地里，可以說，這些錢都是死了，無法進行再投資再生產。而商鞅變法后，貴族封地只是領取少量的稅賦，其余的上繳國家，由國家決定再生產再調控。國家可以下放給農民，而農民是最實際的，他們本身收益不多，沒多少錢和剩余糧食，他們有錢的時候會想著擴大再生產，買地買種子，這樣一來，錢就活了。整個國家一個活字了得，一個國家強盛與否不是外部可以決定的。完全依賴內部的政治。秦孝公登基元年，商鞅入秦，秦孝公五年變法方開始實行，可見，這前期準備多么重要，多么的困難重重，其困難無非是這個與那個的利益沖突。

天命是可曰，在人為，定于天。決定一個事物成功與否的，在于人的謀劃以及機遇。秦國變法年間，正值魏齊爭霸中原，中原各國都圍繞在這兩國周圍進行紛爭，秦孝公抓住機遇，以主動出擊，積極防守的姿態在秦國外圍建立了一道道防御圈。更是在變法成功后，魏國為齊國所擊敗，上將軍龐涓戰死，鐵騎損失怠盡，秦國趁此機會，重奪河西之地，收復函谷關，據崤函之固以臨天下，走出了一統天下的第一步。

實際上，秦國在那個時候只是屹立不倒，離一統中國還很遙遠。正如秦惠文王所言，秦與之較，勝其一國，略比肩于兩國，三國則一敗涂地。可見，秦國的綜合國力在當時只是比其他國家稍微強盛一點點，如果同時對上兩個國家，就沒有必勝可言。當然這個數據還是一直在變動的，因為中原各國于之后還出現好幾個超級大國。在經濟民生上，秦國不如齊國，甚至也趕不上魏國。對這兩個國家，秦國有軍事上的優勢。對于趙國，秦國雖然有經濟上的優勢，但秦國軍事力量尚不是趙國陰山鐵騎的對手。因此，秦國當時對于其他任何結盟國家都無可奈何。秦惠文王時期，派兵奪取巴蜀，拓地千里，之后方才確立了在經濟上一家獨大的優勢地位。在其間，能與之比肩的只剩下齊國，趙國了。（秦惠文王后期，趙國為武靈王執政，齊國為宣王執政，這兩個國家也是當時的超強戰國）。秦武王死后，秦國國君待立，昭王為趙主父所立，秦國始有二君。這側面證明了當時的秦國并非是一家獨大的局面，趙國甚至可以干涉秦國內政。這說明了一件事。一個自力更生的國家是無法被滅亡的，但卻也不是獨攬乾坤的。把自己的力量完全釋放可以保衛自己，但仍然有瓶頸，那就是別人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自己在發展的同時，別人也在發展。更應了秦孝公說的一句話，一個國家在沒有經過內亂以及連續的重大打擊外，是不能靠外力將其滅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