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氣吞萬里的偉丈夫

漢武帝劉徹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派大軍深入匈奴腹地進行決戰的皇帝。自戰國以來，匈奴的侵犯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漢朝建立后，始終面對強悍匈奴的軍事威脅。盡管漢初以來一直實行“和親”政策，但幾名公主和無以數計的財物贈送并不能滿足匈奴貴族的貪欲。送東西他們收下，送公主他們留下，但只要機會合適，匈奴照樣出兵大肆搶掠一番，讓漢朝苦不堪言又無可奈何。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時候，漢朝的國力已經足夠強盛，劉徹審時度勢，決定放棄“和親”，采取強硬的攻勢作戰行動，派大軍深入匈奴腹地進行決戰，徹底去掉這塊心病。

但這個決定可不好下。匈奴是馬上生、馬上長的游牧民族，遷徙不定，雖然他們進擾漢朝邊境如家常便飯般容易，但要去主動找他們決戰是一件很艱難的事。長安遠距匈奴腹地近萬里，十幾萬人要在茫茫戈壁、漫漫黃沙中先走上幾個月。傳遞軍情基本上靠馬蹄子，即使最快的馬，奔波一個來回也要個把月。聯絡不便，地勢又不熟，此去要么是出其不意、抓住匈奴主力，秋風掃落葉;要么是孤軍深入，深陷大漠之中，十幾萬大軍可能盡喪匈奴人馬刀之下。

面對這種種風險，劉徹沒有退縮，而是周密布置，選擇良將，不斷總結經驗，最后打贏了這場邊境反擊戰，把匈奴遠遠的趕到了大漠的北邊，確保了邊境的安寧。是劉徹造就了真正的騎兵時代。騎兵在中國古代戰爭史乃至世界軍事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而使騎兵真正成為一個戰略軍種就始于中國的漢武帝。漢代騎兵的發展大致可以劉徹的統治時期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之前是騎兵與車兵并更、以車兵為主，此后則由騎兵完全取代車兵，進而成為漢代軍隊的主力兵種。

漢軍在與匈奴的頻繁交戰中，越來越感到車兵在作戰中笨拙、被動的弱點以及匈奴騎兵機動、敏捷的明顯優勢。于是，劉徹全力發展騎兵，使漢匈之間的戰爭形態完全成為騎兵與騎兵的對抗，從而使中國古代騎兵完成了由一般輔助性軍種向戰略軍種的轉變，成為戰爭的主力。在騎兵迅猛發展的同時，養馬制度也不斷建立健全。據《史記》載：漢武帝時期“盛行養馬”，以致“街巷之中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名將霍去病遠征漠北時，己能動員戰騎二十四萬匹隨同出征。

戰略決策的正確使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的逆轉。從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十幾年時間，漢與匈奴打了十幾仗，每次用兵少則幾萬，多則三十多萬，實施了河南戰役、河西戰役、漠北戰役等幾次大規模的進攻，給匈奴以沉重打擊，迫使他們唱著”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的哀歌，遠避漠北，致使“漠南無王廷”，長期以來來自匈奴的威脅基本得到解除，邊境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和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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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臣良將的知音

公元前141年，劉徹十六歲，即皇帝位，君臨天下。十六歲的少年天子，雄心勃勃，很想一展才華，有一備大的作為。他深知要想治理好國家，就必須選賢任能。所以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詔征集天下賢人。消息傳遍全國，學子振奮，或舉薦，或自薦，各地賢良之士，紛紛匯聚京師。劉徹十分重視，親自出題，親自閱卷，親自面試，從中選拔了大批人才。

劉徹用人的標準就是“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者，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也就是說，只要你有才學，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才學，只要愿意為大漢王朝的事業奮斗，都可以得到任用。在正常的選官制度之外，劉徹用人唯才是舉、不拘一格。如丞相公孫弘、御史大夫(負責監察)兒寬，以及嚴助、朱買臣等重臣都是從貧苦百姓中選拔上來的;御史大夫張湯、杜周和廷尉(負責司法)趙禹則是從小吏中選拔出來的;金日禪是匈奴王子，因戰敗被沒入漢朝宮中養馬，這樣的身世竟然能夠與霍光、上官桀一齊被選拔為托孤的重臣。正因為如此，劉徹時期人才濟濟，后世寫(漢書)的班固在寫到這一段時驚嘆道：‘“漢之得人，于此為盛！”。

尤為突出的是劉徹對衛青、霍去病等人的重用。衛青，原本是劉徹的姐姐平陽公主府上養馬的家奴，是連大廳都不能進的下等人，主要呆的地方就是馬廄。但劉徹察知了他的本事后，把他提拔為將軍，讓他率兵出擊匈奴。衛青也不負所托，別人打不勝的仗他能打勝，別人在大漠中迷路找不到敵人他能找到，仗越打越順手，官越升越高，直到做了大將軍這一軍中最高職位。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被劉徹委以重任時還不到二十歲。劉徹認準他是個了不起的將才，放手讓他領兵打仗。沒想到霍去病特別爭氣一直把匈奴人趕到萬里以外，直到多年后，霍去病死了，匈奴人一提起他還打哆嗦。著著實實地替大漢王朝出了一口惡氣，不愧為一代名將！

董仲舒是一介書生，自幼熟讀儒家經典。為了刻苦攻讀，曾三年不出門，以致不知春夏秋冬。劉徹審閱其試卷時，被其驚人的論點、嚴謹的邏輯和優美的語言所攝服，在試卷上批了“賢良之首”四個大字。并命人速傳董仲舒進官當面策問，君臣間就天道、人世、治亂等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劉徹被他的君權神授、天下一統的宏大理論所振奮，采納了他的”罷默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從此把孺家學說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張騫是一位普通的郎中(侍衛)。劉徹任命他作為漢朝的特使去聯絡西域各國。通過兩次出使，開辟了東起長安，中經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過帕米爾高原，通向中亞和西亞，西達地中海東岸的貫通亞歐的大通道，綿延一千多公里的“絲綢之路“。這條大通道的開辟，對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對中國多民族同家的形成，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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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敢干“罪己”的勇氣

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下“罪己詔”的皇帝。劉徹在登基前是一個好學上進的皇子，他的興趣十分廣泛，學黃老，習儒術，調絲竹，做辭賦和舞刀劍，樣樣在行。

他胸襟開闊，廣結良友，認真學習父皇如何理政，注意觀察大臣的舉止言行，為將來順利接班，做著全面的準備。當上皇帝以后，年輕的劉徹并沒有覺得大功告成，而是更加勤奮。他嚴于律己，勤于政事，有時一天只睡四個小時。到中年時，劉徹終于完成了兒時的愿望，成為了一位威嚴、英武的帝王。他的自信心也空前高漲，覺得可以與自己兒時的偶像秦始皇比肩了，秦始皇做過的事他也有資格做了。于是他大修離宮別院，四方巡視。泰山封禪。后來，又覺得只是用造房子、封禪什么的來稿勞、褒獎自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偉大”。就選擇了用“年號紀年”的方式，將歲月烙上個人的印記，來讓人們在過日子的同時都能銘記自己的豐功偉績，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年號—“建元”。

劉徹在許多方面學秦始皇，不僅好的學，不好的也學，以致連秦始皇迷信長生不老的毛病他也學到了。結果自然是與秦始皇一樣，除了被那些方士騙了不少銀子外，一無所獲。不過劉徹畢競是劉徹，他很快清醉過來，到了晚年，對自己的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檢討，下了一道”罪己詔“。

公元前89年，劉徹當皇帝的第五十二個年頭，當桑弘羊等人按照以往的思路奏請在西域的輪臺繼續屯田，并且為此要向百姓每人多征收三十錢的斌稅時，劉徹頒布了一道著名的詔書。除了說屯田“擾勞天下”，不要再搞了，百姓的錢也不再多收了之外，在詔書中，還明明白白地說：“我自即位以來。做了許多不合理的事情，使天下的百姓愁苦。過去的事已經不可追悔了，從現在開始，凡有傷害到百姓利益的事，凡有浪費天下財物的事，一律罷除。“要實行去除苛政、減輕稅負、恢復農耕、讓百姓休養生息的政策。這就是歷史上有名“輪臺悔過”。劉徹這種勇于承認錯誤的勇氣，這種對國家百姓的責任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雖然這樣做的初衷是感覺到了王朝的危機，是為了凝聚人心，但以帝王之尊，敢于承認自己的錯誤，并知錯能改，及時調整統治政策，這也正是漢武帝的過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