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明史有傳。其說：“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學(xué)，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他是浙江寧海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學(xué)家、散文家、思想家。

他師從“開國文臣之首”的翰林學(xué)士宋濂先生，是最優(yōu)秀的學(xué)生，深受器重。他從小聰慧過人，六歲能詩，十三歲善作文，千言立就。他很小的時候，每日讀書超過一寸厚，且“日坐一室不出門庭，理趣會于心，雖鐘鼓鳴、風(fēng)雨作不覺也”，人奇其才。

方孝孺之才能，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經(jīng)東閣大學(xué)士吳沉等人推薦之后，才引起朱元璋的注意。據(jù)史料說，他當(dāng)時應(yīng)征至京，在奉天門奉旨作《靈芝》、《甘露》二詩，甚合朱元璋之意。賜宴之時，朱元璋有意叫人“欹斜幾具，試其為人”，結(jié)果方孝孺“正之而后坐”。

朱元璋對其端莊舉止和淵博學(xué)問，甚為滿意，便有“日后輔佐子孫之意”，并“厚禮遣回鄉(xiāng)”。此后十年，方孝孺在家讀書立說。方孝孺后因人爭訟受詞連，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問罪。此時，還是朱元璋救了他，他在名錄中見到方孝孺的名字，“特名釋放”，后又被舉薦，任建文帝的重要謀臣，明史說：“凡國家大事，（建文帝）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

呵呵，好在朱元璋還一個好記性。否則，那里又有方孝孺在建文一朝的輝煌，又何來其被“株十族”的下場？人生之禍福，真說不清。

或許，此時的方孝孺是感恩戴德的。然而，依我之見，方孝孺也許又是一個健忘之人。他對朱姓皇帝們的認(rèn)識，顯然是有問題的。他的父親方克勤，幾年之前，剛剛死于朱元璋的“空印案”株連之中。所謂“空印案”，是指明洪武年間因空白蓋印文書而引發(fā)的一起著名案件。如此清官能吏，被莫名錯殺，方孝孺也是聰慧之人，他難道看不明白？據(jù)《中國通史》說，“洪武八年（1375），有人誣陷方克勤私用倉中炭葦，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為吏所誣，遭誅”。

關(guān)于方克勤其人，史書多有記載，并例舉其眾多為官清正廉潔的事情。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受任為濟寧知府。方克勤以民生為念，恪盡職守。他認(rèn)為，民之為亂是苦于徭役、迫于饑寒；治國之道在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當(dāng)時朝廷有詔，開墾荒地，免稅三年。

然而，當(dāng)?shù)毓倮粽魇斩悈s不等到三年的期限，因此，百姓都說皇帝之詔不可信，紛紛棄田離去。方克勤為此與百姓約定，交稅的事情一定按三年期限辦，并著官吏不得耍奸，如有違反當(dāng)日罷免。史料還說，方克勤以德治理作為根本，不貪圖功利名譽。他曾說：“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此人還“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一件布衣穿了十幾年，不容易啊。

同時，方克勤還是一個慈善好心之人，被貶之人，過濟寧地界，他都是要接濟的。“太祖用法嚴(yán)，士大夫多被謫，過濟寧者，克勤輒周恤之”。方克勤之在濟寧為官，老百姓爭頌其德。然而，這位一位清官能吏，居然因為小人的幾句誣陷之詞，就被罷官流放了。第二年，“空印案”發(fā)，已不在任的方克勤亦受追究，不問青紅皂白被朱元璋抓回來殺掉了。

當(dāng)時，“空印案”被稱為明洪武年間的四大案件之一，受牽連人數(shù)，有說上萬人（如吳晗），亦有說數(shù)百者（如翦伯贊“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shù)百人”）。連方克勤這樣的清官都被殺了，估計人數(shù)肯定是不少的。我不知道，方孝孺在為其父守孝期間，不知作何感慨？！

建文初，方孝孺任翰林侍講學(xué)士，又“值文淵閣”。無疑是建文帝的重要謀臣。朱棣“靖難”之時，方孝孺自然憤慨，“詔檄皆出其手”，以他之文采，寫這種文章，一定是非常好看的。但是，他在處理朱棣叛亂的過程中，卻有著極大的失誤。儒家理學(xué)之知識分子遇事猶豫、當(dāng)斷不斷的毛病，畢然而現(xiàn)。

具體來說，有幾件事。一是建文元年燕王反叛之時，建文帝以及方孝孺等人，并沒有將朱棣放在眼里。以為燕王一隅之兵，要翻天是件天大的難事。善良又有點迂腐的建文帝朱允炆甚至還給手下授了了一道奇特的口諭，不準(zhǔn)任何人傷害他的叔父朱棣，以免讓他擔(dān)上殺叔父的罪名。

正是這道口諭，燕王朱棣在四年的“靖難之役”中，才敢于親冒矢石，在兩軍陣前縱橫馳騁而毫發(fā)不損。聯(lián)想到建文初年，徐達(dá)之子徐輝祖曾力勸建文帝扣壓朱棣之子，建文帝猶豫如常，居然沒有同意，結(jié)果便是放虎歸山，讓朱棣可以無所顧忌了。二是方孝孺向建文帝推薦了平叛的統(tǒng)帥，他的好友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正是這個渾蛋，既打了敗仗，又打開金川門迎賊。

在此之前，已有人向建文帝李景隆有異志，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復(fù)疑，坐成開門之變，蓋不免于誤國云”（明姜清《姜氏秘史》）。等到最終方孝孺如夢初醒，強烈要求建文帝殺李景隆時，一切都為時已晚了。三是朱棣軍渡過長江，南京危在旦夕之時，方孝孺又支了一個最臭的招兒。其時，“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fù)。孝孺立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dāng)死社稷”。

眼看南京不保，有人勸說建文帝暫避，畢竟，大半個中國，仍在建文帝控制之下。好漢也不吃眼著虧嘛。可是方孝孺力主守城，以待援兵。他甚至說：“即事不濟，當(dāng)死社稷”，居然要讓皇帝以死酬志。可見迂腐之極。結(jié)果是陳碹以戰(zhàn)艦降燕，李景隆打開了城門，建文帝也在一場大火之后“不知所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