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七月廿四，是城隍誕。民間也有五月十九是城隍誕的說法。清代梁紹壬說：“今七月廿四為都城隍誕辰，傳是日為我國筑城之始。”廣州的城隍爺是都城隍，城隍誕定在七月廿四自然是不在話下的。

確定廣州城隍爺的“牛一”(生日)不難，但要說清楚它的陳年舊事便讓人撓頭了。去年底重修城隍廟時，廣州滿心歡喜打算到佛山迎回城隍爺的金身，好讓它落葉歸根，誰知佛山堅稱，現存祖廟的城隍像是在佛山打造的，一直守在佛山。有知情街坊說：“廣州城隍廟嘅神像喺‘文革’時通通搬走曬，都唔知搬咗去邊。”廣州旋即讓市檔案館搜集有關文獻，追尋廣州城隍的下落。

在這宗無頭公案有個了斷前，筆者簡要介紹一下廣佛兩地城隍的身世，供關注廣州城隍下落的街坊和有關部門參考。

廣東都城隍

明太祖朱元璋一登龍庭，便干了樁空前絕后的事：大封天下城隍，封京師城隍為帝，封開封、平滁等四城的城隍為都城隍，各府、州、縣城隍授爵。廣州府城隍授“監察司氏威靈公”(公爵)，秩正二品;南海縣城隍授“監察司氏威靈伯”(伯爵)，秩正四品(洪武三年撤去爵號)。城隍從民間信仰的城池守護神升級為監察陰陽二界，掌管因果報應的神祗，正如一副膾炙人口的城隍廟聯寫道：“善惡到頭皆有報，是非結底自分明”，城隍從此擁有監察腐敗和維護社會正義的虛擬權力。

朱元璋這個彰顯人間君主權威的舉動，民間傳說是因為他打小在土地廟長大，飲水思源，所以大封天下城隍。這分明是穿鑿附會，若果如此，他該大封天下土地爺才對。倒是正史說穿了他的用心，指他有意讓城隍“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不得幸免”。這反映了他防止腐敗、端正風俗的用心。在封建帝制下，城隍爺是不堪重任的，因而在后來的民間傳說中，連它也成了腐敗的主兒。

入清之后，雍正皇帝御準廣州府城隍升級為廣東都城隍。這事兒也挺有趣，廣東之前早已有一個省城隍，不過它是“京官”，長年守在北京與其余十二個省城隍，“配享于京都城隍廟”，只有逢年過節才享受旅京粵人的香火，可謂“門庭冷落鞍馬稀”。

說回省會城隍升級為都城隍那事兒。當年有的地方再塑神像，原來的府城隍像或是在原廟被移到一旁，或是另廟供奉;有的地方則保留原像換個名號，廣東便是如此。《廣東通志》說：“國朝雍正年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改為廣東都城隍，巡撫司道皆諧展謁”，可見廣東都城隍仍用原像，只經由地方長官拜祭便搞定了履任程序，這樣子倒很符合粵人講實際的性格。

既然如此，為何佛山無端又冒出一尊廣州府城隍像來呢？

佛山鎮城隍

不錯，按明朝的規矩，地方只設府、州、縣三級城隍。雖然雍正實行改革，地方增設了都城隍，鎮一級不設城隍的原則沒變，但也有例外。

日本漢學家濱島敦俊早注意到清代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一些強鎮突破制度供奉鎮城隍的現象。他認為，這些鎮供奉其所在州或府的城隍為本鎮城隍，鎮城隍廟稱“別廟”———即上級城隍在本廟之外另置的廟。清代佛山，“人稠地廣，煙火十萬余家”，與北京、蘇州、漢口并稱為“天下四大聚”，少不了要請一位城隍爺坐鎮在那兒。

筆者認為，佛山當年到廣州請城隍只是一道儀式，佛山迎回去的，應是廣州府城隍的全副儀仗。這副作為權力標志的行頭，在佛山被安置在原址位于豐寧鋪的城隍廟里。但該廟礙于鎮一級行政區域不能設城隍的規矩，另有一個別致的名字叫“城隍行臺”。讀者明察，帝王出巡駐蹕的處所叫“行宮”，大吏出巡駐節的處所叫“行轅”或“行臺”。所謂“廣州府城隍行臺”，用今天的話說，便是廣州府城隍駐禪公署。這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舉措，正好應了一句老話：“快刀切豆腐———兩面光”，廣佛兩地皆大歡喜。

如果廣州城隍爺曾有這么一個曲折的經歷，廣州只好“疊埋心水”(一心一意)，重塑一尊城隍像了。不過這還不夠，接下來該辦的事多著呢，比如，《南海縣志》說南海縣城隍廟在十八甫南，有關部門能否考勘原址并在那里豎一塊記事碑，為羊城留個記憶？又如，廣東都城隍揚椒山是明朝自詡為“第一功名不愛錢”的名臣，“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便是他的絕筆，他彈劾嚴嵩被害后，成了北京都城隍，那么，他兼任廣東都城隍的掌故又是怎樣的？這些，都有待我們整理。

總而言之，光修建一座美輪美奐的城隍廟，無疑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