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乾清宮廣場西側，靠近隆宗門，有一排簡陋的平房。與金碧輝煌的宮殿相比，它頗顯寒酸，游客們也大多會忽略它。然而，別看它不起眼，它卻是大清帝國一百八十余年的決策中樞——軍機處。

軍機處的設立起因于一場戰爭

軍機處為清朝獨有，首創者乃雍正帝。雍正為何要設立這么一個機構？根本原因是想有效發揮君主集權的優勢，有此動念的起因是一場發生在帝國西北邊陲的戰爭。

事情起于雍正二年(1724年)，青海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叛亂，被年羹堯、岳鐘琪蕩平。羅卜藏丹津逃亡準噶爾。準噶爾是清廷的老對手了，康熙皇帝披掛上陣，三次親征準噶爾。雍正四年，內政整肅完畢，皇帝準備對準噶爾用兵。

雍正七年，戰爭爆發。軍情如火，需立即處理，且必須保守秘密。但當時的政治機構卻不盡如人意。清承明制，以內閣為國家行政中心。內閣設于紫禁城太和門外的文淵閣附近，而雍正皇帝在養心殿處理政務、就寢，兩者相距一千余米。宮禁重重，手續繁多的處理流程，極易延誤時機;而軍報到京，先經內閣，也容易泄露機密。

于是雍正以需要一個密近的處理機關為借口，在隆宗門一帶的墻根搭建了一排平房，始稱軍需房，后改稱軍機房，又改稱軍機處，遴選心腹允祥、張廷玉、蔣廷錫三人秘密辦理軍務。

打開故宮地圖就能發現，隆宗門位于乾清門廣場以西，正北面就是雍正皇帝的寢宮——養心殿，兩者相距不足五十米。一千米到五十米，從內閣到軍機處，距離的縮短意味著政務處理的快捷，也意味著權力向皇帝集中。

軍機處的房子，和宮墻之間有兩米空隙。據說這里曾有一條通往養心殿的專用通道。這條路穿過宮墻，經過御膳房，直達養心殿。如今御膳房的宮墻依然留有通道的痕跡。心急的雍正皇帝將軍務處理中心遷到自己附近還不夠，還要鑿出一條便捷往來的孔道。雍正的亟亟求治之心，乾綱獨斷之望，顯露無遺。

軍機處如何高效辦公？

西北戰事結束后，雍正并未撤銷軍機處，反而在第二年增設辦理文書事務的“小軍機”——軍機章京;雍正九年，又鑄軍機處印信，儲于大內。一個臨時機構，為何能存在如此之久，影響如此之大？因為皇帝藉著軍機處，掌握了“乾綱獨斷”的技術，破解了集權統治的難題。

軍機處創設之后，早先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徒具虛名，議政王大臣成為了虛銜，無應辦之事，有名而無實，在乾隆年間最終被裁撤。南書房雖仍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參預政務，主要負責文詞書畫。

養心殿的西暖閣，是雍正皇帝處理政務，批閱奏章的地方。墻壁上懸掛著一副雍正手書的對聯，十分醒目：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皇帝不加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集權的渴望。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秘密在于軍機處的三個字：“勤”、“速”、“密”。雍正追求高效。軍機處甫一成立，雍正皇帝就規定，不管有多少公文，必須在當天完成。即便一天的奏折多達幾百件，也必須連夜處理完畢。皇帝如此嚴格要求，軍機大臣的工作就很辛苦了。凌晨3點，紫禁城內一片漆黑，唯有軍機處值廬中燈火通明。

不過，最辛苦的人不是軍機大臣，而是負責撰擬諭旨和管理檔案的軍機章京。軍機處成立后，權責日重。舉凡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事務，莫不經過軍機處，單憑幾個軍機大臣已經處理不過來了。于是軍機處成立的第二年，就增設軍機章京。起初軍機章京無定額，從內閣中書、筆貼式等官員中選調。

嘉慶四年(1799年)起，定軍機章京滿漢各十六人，分為滿漢各兩班。每班的領頭稱為“達拉密”，由他領著章京們在軍機處值班。通常情況下，滿漢章京輪流值日，每班值兩日。即便是大年初一，軍機處也要當差入值。

軍機處最強調效率與速度。軍機大臣的工作流程，生動地描繪了這里的“速度與激情”：軍機大臣入值后，約莫五六點鐘，天剛蒙蒙亮，就要去養心殿面見皇帝，聆聽皇帝對政務的處理意見，這叫“承旨”。皇帝在征詢軍機大臣對政務的意見后下達指示，軍機大臣就會急匆匆趕回五十米以外的軍機處，將皇帝的意思“述旨”給軍機章京，章京們走筆如飛，執筆“擬旨”。軍機大臣拿著擬好的諭旨，再趕回養心殿報皇帝批準。一來一去，不過一個時辰，許多政務就處理完了。

軍機大臣是跪著“承旨”的。久跪辛苦，大臣們總結了一些小竅門。比如說他們會在膝蓋處用圓夾布中置棉絮為襯里，這樣跪著就不疼了。為了免除終日長跪，軍機大臣們還練就了簡明扼要的本事：無論事情多復雜，一定在三句話內講完，免得皇帝再問。皇帝批文封好后，就會加蓋軍機處大印，并寫明驛遞日行里數，交給兵部發驛馬傳遞，或每日行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飛奔的駿馬帶著皇帝的批文，在帝國的驛道上川流不息。憑著這套交通系統，中央集權的觸角伸向帝國各方。

“密”，是軍機處的最大特點。軍機處成立后，雍正三令五申地告誡屬下“臣不密則失身”的道理，并規定軍機處外面由護軍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監宮女，都嚴禁私入。甚至服務人員，也規定必須是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小太監，稱為“小么童”。15歲之后，就立刻換新人。而占軍機處文書大頭的“廷寄”，與文武大臣向皇帝呈遞的“奏折”，更是改變了古代中國長期以來的公文慣例。

今天，“上朝批折子”是人們對皇帝工作的主要印象。孰知，清代之前的皇帝，是“不批折子”的。奏章擺在皇帝案頭，需經過復雜的流程。以明朝為例，當時地方各省及中央各部的上行公文，若有關公事的，叫“題本”;有關私事的，叫“奏本”。這些“本”首先要匯總到相當于國務院辦公廳的通政使司，然后交給內閣。內閣先“票擬”附上處理意見，與奏本一同送達皇帝審批。皇帝用朱筆寫下意見后再發給內閣執行，這叫“批紅”。

明朝中葉后，皇帝對政務懈怠，往往將“批紅”權力交予司禮監，讓首席秉筆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作“朱批”。明朝這套政務處理流程，雖然開了太監參與朝政的后門，也對皇權形成了制約。因為內閣首先閱覽奏章，在皇帝過目之前，就擬定了意見。即便皇帝駁回了內閣的“票擬”，也會想法子補救。

慢慢地，內閣首輔變成事實上的宰相。如果他與首席秉筆太監關系密切，且皇帝年紀幼小，那么決策權就掌握在內閣首輔手中。例如萬歷年間的張居正，屬下官員上“奏本”，內閣依張居正的意思“票擬”，政治盟友馮保控制的司禮監再“批紅”，“萬歷新政”就這樣雷厲風行地推行開了。

為了避免自己被內閣蒙蔽，康熙中期發明了奏折制度——皇帝親信秘密地直接呈遞報告，皇帝通過秘密報告，掌控全局。奏折繞過了內閣，這保證皇帝不受干擾地貫徹自己的意志，實現權力集于君主一身。

雍正完善了奏折制度。他不僅將有權寫折之人擴展至大學士、各省督撫、藩、臬、提、鎮，也在保密措施上下足了功夫。首先，密折均直達御前，中間不經過任何人轉手;而且密折只能由皇帝一個人批閱，即便是軍機大臣也不能過目。

大臣與皇帝之間的密折與朱批，由特制匣子傳遞。大臣與皇帝一人一把鑰匙，除此之外，沒有人能夠打開匣子。即便如此，雍正還要諄諄叮囑臣下不要泄露密折內容。鄂爾泰是雍正最信任的寵臣之一，雍正在給鄂爾泰的侄子鄂昌奏折的朱批中告誡他，“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爾泰亦不必令知”。就是朱批過的奏折，雍正依然不放松，還下旨要求具奏人在一定時間內交回宮中保存，本人也不得抄錄留底，否則嚴懲不貸。

那么，朱批后的奏折是如何到達具奏人手中的呢？靠軍機處。軍機處收到朱批奏折后，先由軍機章京將奏折連同朱批謄寫一遍，加以保存;原件則密封裝好，直接傳給上折大臣。有些折子，皇帝當天沒有考慮周全，就“留中”不發;另一些極為機密的，只錄“另有旨”，連副本也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