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初年，原本向朝廷稱臣的南越王趙佗稱帝，使國家面臨南北分裂的危險，此時漢朝國力尚不雄厚，恢復和發(fā)展經濟是當時的首要問題，但國家統(tǒng)一又是不容動搖的原則，面對這樣的矛盾，漢文帝充分運用政治智慧，制定和實施了正確的決策，最終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國家統(tǒng)一面臨挑戰(zhàn)

秦朝建立后在嶺南地區(qū)設立了桂林、南海、象郡等3個郡進行管轄，但秦朝很快陷入戰(zhàn)亂，中央政權對嶺南地區(qū)鞭長莫及。當年遠征嶺南的秦軍中有一個叫趙佗的人，祖籍河北，后來留在了嶺南，任南海郡龍川縣令，他趁亂掌握了南海郡的實權。

趙佗下令斷絕與中原的交通，“絕道聚兵自守”，同時清除郡內仍忠于秦朝的官員，在重要崗位上全部安插心腹，實力增強后又向附近其它地區(qū)發(fā)起進攻，大約在公元前204年前后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控制了整個嶺南地區(qū)。此時中原地區(qū)仍在混戰(zhàn)，趙佗于是公開稱王，自封為“南越武王”，歷史上稱這個地方割據政權為南越國，其控制范圍南至今越南中部，史書稱其疆域“東西萬余里”。

漢朝建立后南越國繼續(xù)存在，雙方形成了對峙，劉邦很想將其征服，但漢初民生凋敝，無力再興兵南征，于是派名士陸賈赴嶺南，封趙佗為南越王。陸賈向趙佗陳述利害，趙佗接受了漢朝的分封，向漢朝稱臣，劉邦命令趙佗“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雙方還開通關市發(fā)展貿易，這之后，南越在經濟上對中原地區(qū)的依賴程度很高。

劉邦駕崩后漢惠帝即位，隨后呂后稱制，掌握了朝廷大權。呂后大約覺得南越國不太服管，雙方關系變差，呂后一生氣，下令“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金鐵田器”指的是鐵制、銅制的各種農具，當時嶺南地區(qū)還無法制造這些先進生產工具，全部從中原地區(qū)貿易中取得，這條禁令無疑掐住了南越的脖子。

呂后也許是想拿這些來施壓以使趙佗低頭就范，但已經當了十多年南越王的趙佗已不再是原先那個小縣令，也不是陸賈幾句話就能讓其乖乖就范的了。趙佗干脆自稱“南越武帝”，與漢朝徹底決裂，并發(fā)兵攻打與南越相接的長沙郡，占領數縣。呂后大怒，派將軍周灶討伐南越，由于地理環(huán)境不熟、北方將士不適應嶺南氣候等原因進展緩慢，而此時呂后駕崩了，劉邦的兒子劉恒即位，周灶率軍回師。趙佗既不取消帝號，也不向漢朝朝貢，擺出一副與漢朝“平起平坐”的姿態(tài)。

漢文帝的政治智慧

劉恒繼位時漢朝國力仍然較為有限，還在休息生養(yǎng)的階段，同時內部也面臨許多挑戰(zhàn)，發(fā)生過濟北王劉興居叛亂事件，南越成為當時漢文帝手上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如果繼續(xù)對南越用兵，一來面臨軍事上的風險，弄不好就會重蹈呂后遠征無功的覆轍;二來即使軍事上取勝，也會付出巨大代價，對于仍處在百廢待興的漢朝來說也是不劃算的事。鑒于此，漢文帝決定改變解決南越問題的策略。

漢文帝了解到，趙佗之所以稱帝并攻打長沙郡，是因為他認為呂后聽信了長沙王吳芮的讒言，劉邦當年封吳芮為長沙王，將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5個郡作為其封地，其中有3個郡在趙佗手中，趙佗認為吳芮想拿回封地才挑撥南越與朝廷的關系，趙佗曾分別派內史、中尉、御史等3次赴長安進行申辯，但都被呂后扣壓。這些表明，趙佗本意沒有蓄意分裂漢朝的打算，讓他取消帝號重回漢朝仍有可能。

呂后當初下令毀了趙佗父母的墳墓，漢文帝命人將其重修，每年奉祀，并派人守護，又召見了趙佗留在中原的親屬，任命其官職并厚賜。做完這些，漢文帝又給趙佗寫了封信，仍命陸賈送去。

漢文帝讓陸賈帶去的這封《賜南越王趙佗書》寫得很用心也很精彩，歷來評價很高。信的一開頭寫道：“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意。”這句話既擺明雙方的地位，奠定原則和基礎，同時又親切、低姿態(tài)。緊接著是一句“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漢文帝知道趙佗對他的父親劉邦很有好感，所以強調了自己是劉邦的兒子，同時他又是劉邦與薄姬所生，意在強調自己是“側室之子”，一方面繼續(xù)低資態(tài);另一方面與呂后劃清界限，不讓趙佗產生誤會。漢文帝在信中還告訴趙佗，他家祖墳已被修護，進一步增進好感。

之后漢文帝筆鋒一轉，說南越掀起戰(zhàn)火以來，雙方損失都很大，“長沙苦之，南郡尤甚”，南郡是趙佗的地盤，這句話表面看來是慨嘆，也有慰問之意，但其實軟中帶硬，意思是“殺我八百，你自損一千”。就趙佗關心的長沙王封地問題信里也專門進行了解釋，認為那是高祖皇帝很久之前做出的決定，并不刻意針對趙佗，漢文帝向趙佗承諾，只要他接受朝廷的封王，取消帝制，“服領以南，王自治之”。漢文帝還讓陸賈帶去一些禮物，包括“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以示慰問。

趙佗看到這封信，感動之余也陷入沉思，他是個能洞悉大勢的人，與漢朝長期僵持下去不是辦法，于是取消了帝號，重新接受漢朝所封的南越王。還準備了一批貢禮，包括“白璧一雙，翠羽千尾，犀十座，紫貝五百，桂壺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派特使赴長安朝貢。

付出小代價達成大目標

趙佗于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去世，按照史書上的說法，他大約活了100多歲，歷經漢朝數位皇帝，稱帝這場風波過去后趙佗果然信守了他的諾言，至死都為漢朝的藩屬，形同諸侯王，使廣大嶺南地區(qū)留在了漢朝的版圖之內，維護了國家統(tǒng)一。毛澤東主席曾詼諧地稱趙佗為“南下干部第一人”，還說他是“開發(fā)嶺南第一人”。

這場危機得以化解與陸賈“二使南越”有關，陸賈因此被稱為漢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但重要的還是漢文帝的正確決策。南越問題很復雜，一味用強或一味示弱都不行，對分寸的拿捏、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把握都要求很高。漢文帝劉恒雖然沒有他的孫子漢武帝劉徹那樣的雄才大略，但他很務實，也很細心，沒有他的高瞻遠矚和周全的安排，南越問題就無法順利解決。

解決難題離不開對機遇的把握。把握機遇有不同的層次：一是認識機遇，機遇到來時能看到，從而不讓它擦肩而過;二是利用機遇，因勢利導、趨利避害，讓機遇為我所用;三是制造機遇，需要機遇時沒有怎么辦？那就創(chuàng)造機遇來為我服務。漢文帝從大局著眼定下南越問題的基本策略后，為打破僵持的局面，他耐心細致地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整修趙佗祖墳、任命其親屬為官、精心撰寫書信、挑選最合適的人出使等，在沒有機遇的情況下創(chuàng)造出了機遇。

漢文帝解決南越問題的啟示還有，解決重大的原則問題、棘手問題，不一定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在挑戰(zhàn)面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不失原則，又不能縱一時之忿，要從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出發(fā)，充分運用策略技巧、發(fā)動政治智慧，只要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精心謀劃，一樣可以用小代價達成大目標。

當然這是有前提的，任何談判或者外交活動都要有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作持盾，否則“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只能成為一句空談。漢朝初期國力尚未達到漢武帝時的鼎盛，但經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尤其實行了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經濟恢復得很快，朝廷實行低稅率，百姓生活大為改善，漢朝的軟、硬實力都在迅速增長，這才是漢文帝真正的底氣，也是讓趙佗甘心稱臣的前提。漢文帝繼位之初就以較小代價順利解決了南越問題，為和平發(fā)展贏得了時間，文景之時漢朝的發(fā)展速度很快。想想看，如果漢文帝像呂后那樣因一時之怒就大起刀兵，那“文景之治”也許就不可能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