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直被史學界和國人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仁君，但跟絕大多數皇帝一樣，康熙的執政也不是完美的，甚至還對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今天，我們要盤點的就是康熙在位時的四大暴行——暴行之一：平三藩屠殺平民且不提與康熙尚無關系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只說康熙在平定三藩時，清軍對平民的屠殺，從許多記載來看也是相當驚人。這里不必長篇大論，就引兩則相關史料也可見一斑。《清史稿.王騭傳》里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后，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這份上疏是什么時候寫的？所謂當年運糧行間是什么，蕩平是指什么時候的蕩平？這些問題我們繼續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騭，字辰岳，山東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試廣東。歷刑部郎中。十九年，出為四川松威道。時征云南，騭督運軍糧，覆舟墜馬，屢經險阻，師賴以濟。”

“時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木。騭入覲，疏言：四川禍變相踵……”

可見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以后，所謂“當年運糧行間”，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為四川松威道。時征云南，騭督運軍糧”，那么這個所謂的蕩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時期清軍鎮壓吳三桂反抗，蕩平四川云南了。

蕩平之后，“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這個時期四川人口的損失，平民的死亡顯然和清軍是脫不了干系的。

其實不僅是四川，其他相關地區也遭受類似的厄運，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數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瀏陽縣知縣曹鼎新說“自甲寅吳逆倡亂，……以至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老幼死于鋒鏑，婦子悉為俘囚，白骨遍野，民無噍類”。這里說的就更明確了“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聯系到清軍一向有屠殺平民的傳統，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員也不會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這類記載的真實性是沒有疑問的。無論以什么理由作為借口，如果一個皇帝手下的軍隊有大肆屠殺平民的行徑，那么這樣的皇帝再將其稱為仁愛，那也是很不妥當了吧。

暴行之二：遷海殘民十余年

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遷界在康熙時期的強化，沿海遷界造成的慘重后果前面已經部分敘述。沿海遷界可以看《南明史》中的相關記載。究竟什么是沿海遷界呢？簡單來說，它就是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讓中國從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具體點，滿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范圍(從瀕海三十里左右，到瀕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墻，強制處在這個范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在這期間，如果清廷統治者覺得遷海的距離太近，還會繼續下令，遷的更遠一點，他們對海洋的恐懼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記載：

1“廣東遷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后，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放過“當播遷之后，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墻，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松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關于沿邊設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稱之為寨、墩，廣東稱之為臺、墩。大致情況是：‘界畛既截，慮出入者之無禁也，于是就沿邊扼塞建寨四，墩十數，置兵守之。城外鄉民按戶征銀，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費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幾矣。’‘寨周闊百六十丈，墩周闊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臺，墩置五兵，臺置六兵，禁民外出’。”

推行過這樣一種政策的皇帝，不稱之為暴虐也就罷了，稱為仁愛終究是有些不太合適的。

暴行之三：文字獄屠戮學者再來說康熙時期的文字獄，客觀的說，康熙制造的文字獄和其他兩個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沒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質也還是很惡劣的。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發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民國時期的史學大家孟森專門寫過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說：“士大夫談清代軼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詳，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賢、徐鴻儒之類。此緣專制時代官文書所束縛，又政教不分，學問中禁閼自由思想，動輒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經遭戮，傳者遂加甚其詞，印定耳目，無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經學臣吳郁生奏參，幾罹于法，尚是專制束縛之余習。跡朱方旦之所犯，并無罪名。當時侍講王鴻緒所參三大罪：一則談傳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階級也;二則信徒之多也;三則發明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為立說新異也。由今觀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謂新發明之腦力作用，尤為生理之定義，學界之雅言，略以為大罪，則今日之書籍皆當焚禁，學校皆當封毀矣。”

在《清代禁書總述》一書內的《清代文字獄紀略》也有對此案的介紹，不妨簡略摘錄如下“朱方旦之獄——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撰《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間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講王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秘書》，指摘其中有誣枉君上，悖逆圣道，蠱惑民心之處，次年二月，九卿議復‘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結果朱方旦被斬，弟子陸光旭、翟鳳彩、顧齊宏亦被判為斬監秋后處決”

按照孟森總結的朱方旦罪狀，前兩條的話，那估計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陽明在康熙統治下都免不了被殺頭的命運，王艮不必說了，出身鹽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門徒無數，僅僅這就足夠在他在清朝康熙統治下被殺頭了，至于王陽明，那光他說“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統治下，得一個離經叛道的罪名不在話下，更何況他也是聚徒講學，轟動四方，被門徒擁戴成圣人。

如果論最后一條“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為立說新異也”，這其實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無知，這個觀點其實并不新鮮，早在明末許多知識分子那里就已經流傳開來了，何以到了他這里變成立說新異，以至成為殺頭的罪名。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專制的表現。如吳伯婭的《朱方旦》中說“表現清朝統治者愚昧無知，頑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學和進步觀點而遭到殺害的典型事例。”

還有康熙統治下發生的戴名世之獄，也稱《南山集》案。戴名世僅僅因為贊同方孝標給南明正名的觀點，結果就被斬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牽連為奴。這個案件廣為人知，這里也就不必浪費篇幅多介紹了。

還是那句話，對于制造這些文字獄的皇帝，不譴責其暴虐也就罷了，若稱頌其為仁愛，則似于事實偏離太大。

暴行之四：文過飾非也殺人

另外一個事情也可以說明閻教授稱頌康熙仁愛似乎不盡符合事實，這件事情可以看《從陳四案管窺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會控制》一文。

根據該文介紹“陳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帶領妻子兒女及親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賣藝被人誣告搶劫。經過審理，辦案官員得出的結論是‘伊等無軍械，且于地方并無滋事，至于班漢杰等人衣服，亦未搶取’”

結果這個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為不滿，康熙不滿的最關鍵一條理由就是陳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陜西以來，“每年督撫俱報豐稔，陳四顯然出語欺訛”，于是“令刑部再議’”。

康熙既然讓再議，那些辦理案件的官員，自然再不敢得出陳四無罪的結論，結果十月，刑部議定“陳四等因‘鴆黨搶奪’被判斬立決，其他陳四的家人俱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原任督撫，以及一大批相關官員以“縱容滋蔓”，溺職等罪過，降五級，降四級不等。”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來對付一個賣藝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陳四等人成群結隊，“即使無謀反之行，未必無謀反之心”。這種邏輯自然比莫須有還要高明，你這個陳四既然不識好歹敢給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說你“未必無謀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那么是否真的是陳四無中生有，明明是豐稔，他偏要說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舉了一些雍正時期的紀錄，我們從中可以對康熙時期人民生活窺見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陜曾經記述‘(山西)安邑、夏縣、臨晉、蒲州素稱富饒，三十年來，有司民以奉上官，取之閭左者十倍正供，桁楊桎梏至賣兒貼婦己償還，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見雨雪者數年矣，歲歉無收，赤地千里。弱者轉溝壑，強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離無告，此天時之災也。不但貧者饑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雖富家亦岌岌無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鐘琪任川陜總督時，其《請減丁銀疏》曾道：‘皇上御極以來，比年豐收，從前逃荒之民，到處皆漸次復業，而惟延安府不敢來歸，抑且現在者皆云思去’”

雖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員的記述，但汪景祺所謂的“三十年來”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時期，而岳鐘琪所謂的“從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時期逃荒的。

由事實可見，那個被康熙殺頭的陳四并沒有“出語欺訛”，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語欺訛”了。

從這一件事情來看，說康熙仁愛，似乎也很勉強。還是王成蘭說得比較客觀，陳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統治者一貫的恐懼，……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進行震懾企圖以此來維護‘盛世’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