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高考季。不管你是否喜歡，這種以考試的方式來選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國已實行兩千年之久。公元前178年11月，這天，原本朗麗的天空突然陰沉下來，陰風四起、愁云密布。正在處理國事的漢文帝急忙來到室外，但見天空一輪紅日已被“天狗”吃掉大半。深信這是因為“人主不德，布政不均”而遭來“天象示警”的漢文帝發布詔命，令各級地方官吏“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這就是延續了整個兩漢王朝四百多年的察舉制度的開始。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由地方官員考察和舉薦人才的制度，有效地打破了自夏商周以來，世卿世祿的世襲制。察舉制度的重要環節是考試。被舉薦者只有經由皇帝親自策問治國對策，才能被擇優錄取，這也能保證被選拔出來的人確有真才實學。

公元前140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甫一即位便下詔舉士，并規定非治儒術者不取。

一個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正是在漢武帝的察舉中脫穎而出，登了上歷史舞臺。他叫董仲舒，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早在漢景帝時期就已經是博士。不過，他懂得韜光養晦。因為漢景帝是一個崇尚黃老之學的君王，作為一個儒生，董仲舒沒有施展拳腳的機會。年輕的漢武帝卻注定要做一個與父祖截然不同的君王。這個時候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整個國家達到了農業社會一個美好的極點：社會安定、百姓富足、國家欣欣向榮。然而，隱患卻在無聲無息地醞釀之中：外有匈奴虎視眈眈，內有同姓諸侯王之患。史學家班固在論及當時形勢時說：“漢興六十余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之下，與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截然相反的，強調積極入世、“引君于道”，從而實現經世濟民宏大理想的儒家思想便有了用武之地。

面對漢武帝的策問，董仲舒連上三篇策論作答，系統闡述了“天人感應”的主張，論述了神權與君權的關系，成功地把儒家的價值觀念與神性的“天”結合來，為“大一統”的皇權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證明。董仲舒的策論，史稱“天人三策”。同時，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董仲舒的策論深深地打動了漢武帝。他將董仲舒封為江都相，輔佐易王劉非。根據董仲舒的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于長安設立“國立大學”——太學，更設五經博士，專門傳授儒家經學。

董仲舒通過自己在“高考”考場上的優異發揮，卻為以后兩千多年的“高考”制定了考試大綱。

雖然，有學者認為，董仲舒的主張范圍局限于太學制度，即在太學的講堂上，只能講授孔子晚年整理的“六藝”，不能涉及其他諸子百家。但并不是說，董仲舒主張以政府的力量來禁止“百家”在社會上的流通。

不過，在皇權主導一切的集權帝制時代，如果“國立大學”和皇帝親自主持的察舉考試，只允許“六藝之科孔子之術”，那么，其他的諸子百家怎么還可能有發展壯大的空間呢？兩漢的察舉制度在隋唐之時最終被發展為科舉制度。這個影響了中國1300多年歷史的制度，和兩漢的察舉制度打破世襲制一樣，在打破豪門士族對仕途的壟斷上曾起到過無比積極的作用。皇帝在政治上壟斷一切的權力，儒家則在思想上實現了壟斷。到宋代，科舉考試的重點開始轉向“四書”，而元、明兩代開科取士都采用朱熹的《四書集注》為基礎文本，程朱“道學”在元、明、清三代的科舉中取得了“正學”的地位……

兩千多年前，“漢承秦敝，非力行有為不可”的漢武帝時代，原本對社會有益的大刀闊斧的變革最終走向了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兩千多年后，于右任先生在《悼漢武帝陵》一詩中這樣詠嘆：絕大經綸絕大才，功過非在戍輪臺。百家罷后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

于右任先生所感慨的，正是董仲舒主導的“罷黜百家”。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所有的讀書人，其“高考大綱”始終被限定在某一個范圍之內，終于讓一個民族陷入了思想一統，不斷僵化沒落的局面中。

《漢書》說，董仲舒在教授學生時，喜歡坐在厚厚的帷幕之后，不露真容。他讓先入學的學生向后入學者傳授知識，有的學生在求學過程中甚至從未與他謀面。

這讓董仲舒顯得很神秘，神秘且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