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一些封建皇帝，為了鞏固政權，提升形象，常祭起“納諫”的大旗，表示自己“虛懷若谷”，鼓勵臣下獻計獻策，多提意見。不過嘉慶皇帝為了自己的私欲竟然將廣開言路的工具當成了剪除異己的開路石

嘉慶登基，正處于清王朝由盛轉衰的啟承轉接時期。前朝留下的權臣當道、言路堵塞、內創累累的頹敗局面，給他的施政帶來很大阻力。在此情況下，他便想到開門納諫，“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然而有“太上皇”乾隆當道，他的“抱負”難以施展。

這樣的機會終于到來了。嘉慶四年(1799)，一直握有實權的太上皇乾隆駕崩，嘉慶成了名副其實的皇帝。幾天之后，他便下詔求言，號召臣僚建言進諫，幫助自己改進工作。

嘉慶的詔書一發，立即得到響應。不久，御史廣興和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便相繼上疏，彈劾權傾一時的大貪官和珅。嘉慶順水推舟，立即進行查辦，趁機扳倒了心腹之患和珅，為己除一政敵，為國家除一大害。對此，臣僚彈冠相慶，朝野拍手稱快。

為了進一步表明廣開言路的“誠意”，嘉慶又平反了乾隆時因直言獲罪的曹錫寶案和尹壯圖案，在社會上引起更大反響。這樣一來，在嘉慶親政的一段時間里，沉寂多年的言路忽然大開，上自言官重臣，下至地方官吏，皆能奉章上達，指陳朝政。嘉慶的形象，也因此得以提升。

然而隨著言路的開放，各種各樣的意見都涌了上來，很快便動搖了嘉慶納諫的底線。因為嘉慶所需要的，只是那些合于己意的“正言”。而對那些批評自己的“逆耳之言”，他卻十分反感。但為了表示自己“大度”，他還是忍而不究。畢竟這只是些無關宏旨的“妄言”，成不了大的氣候，因此他鼓勵官員繼續大膽“鳴放”。

對嘉慶玩弄的“陽謀”，許多人都未能識破。尤其一些涉世不深的知識分子，誤認為遇上了“從善如流”的救世明主，施展才能的機會到了，于是便毫不留情地臧否朝政，無所顧忌地批評皇帝。結果卻誤入了嘉慶設下的納諫“陷阱”，毀了自己的一生。這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洪亮吉一案。

洪亮吉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型官員，時任翰林院編修。他博學多才，精通經史，為人正直剛烈，尤喜談論時政，對乾隆末年和嘉慶朝面臨的嚴峻社會問題有著清醒認識。尤其在《治平篇》《生計篇》等作品中，他對當時社會動蕩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最早提出人口過快增長所帶來社會隱患。

當嘉慶下詔求言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以身許國、大展宏圖的雄心壯志，立即寫下了煌煌六千言的進言書，托軍機大臣成親王、吏部尚書朱珪和吏部右侍郎劉權之轉奏皇帝。在進言書中，他措辭激烈地指出：當今朝政，欲勵精圖治而尚未盡法，權臣當國而尚未盡改；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未通，吏治則欲肅未肅…

他還批評說：“蓋人材至今日，銷(殆盡矣。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取進之階，以茍且為服官之計……”這還不算，他進而一針見血地指斥嘉慶“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竊恐退朝之后，俳優近習之人，熒惑圣聽者不少。”這意思是說，你這當皇帝的上班拖拖拉拉，莫非是被身邊的寵臣、戲子給迷住了吧！

盡管洪亮吉對朝政的批評多為切中時弊之言，于國于民，其情也深，其心也誠。但這卻違背了嘉慶的“圣意”，大傷了他的“自尊”。他看后大為震怒，指斥洪亮吉“誹謗朝政”，“以小臣妄測高深，意存軒輊，狂謬已極”，(同上)下令將洪亮吉革職查辦，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

刑部以大不敬律判處洪亮吉斬決。后因朱珪等大臣求情，洪亮吉才免于一死，改為充軍伊犁。但就在洪亮吉充軍百日后，天遇大旱，嘉慶求雨不成，認為這是自己做了錯事得罪了上天，于是下令“清獄囚，釋久戍”，洪亮吉也因此得到赦免，但仍令其返回原籍，接受監督改造。他那頂“罪犯”帽子，始終未能摘掉。

洪亮吉直言被黜，揭穿了嘉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虛偽面紗，也讓人們認清了他的“納諫”騙局。從此，剛剛開通的言路復又堵塞了，言官們都噤若寒蟬，很少有人再冒著風險去盡“諷諫勸誡，風憲糾舉”之責，更沒人敢再給皇帝提意見。

一些本該查辦的大案，也無人出面去查。這種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顯然很不利于嘉慶的統治，于是他又撰寫了《諫臣誡》，勸誡言官們“效學朱云、魏征之勁節，立志公正，不畏權要，見壞法亂紀之事，直進彈章”，“洗心滌慮，長存以言事君之誠，盡摒取巧謀利之偽，做天子之耳目，為朝廷之腹心。”

然而，官員們早已被他出爾反爾的“陽謀”整怕了，誰還肯再相信這些騙人的鬼話？嘉慶自挖陷阱，最終還是自食其惡果。

嘉慶的虛偽納諫，也給后世留下了很壞的影響。在當代發生的“引蛇出洞”的政治運動中，從數十萬知識分子因直言而遭受迫害的悲慘命運里，我們似乎仍能看到嘉慶幽靈的閃現和他的故技的傳承。歷史，雖有不同的人在導演，有時結局卻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