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對李鴻章的評價有褒有貶，有人說他是賣國賊，有人說在當時的國家實力下這是李鴻章唯一能做的事情。紛紛擾擾的歷史說都說不清，因此對于李鴻章的評價kk歷史文化的小編盡量的做到客觀中肯。

一、 對內，李鴻章向慈禧光緒抱怨：戰敗主因乃器械懸殊，非戰陣不力

晚清學者嚴復，曾赴倫敦皇家海軍學院求學，歸國后長期服務于北洋水師學堂。民國七年，池仲祜撰《海軍大事記》，請其作序。嚴氏其時垂垂老矣，回首前塵往事，念及所教導之海軍學生，在中法、中日兩戰中，“為國死綏者殆半”，悲從中來，痛定思痛，不由想起三十年前，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一番良言：

“海軍之于人國，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見焉。……今之貴國海軍，……終必當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軍，未見其益也。”

嚴復感嘆：今日政體雖異，但赫德之言，仍足以使國人警醒。——赫德之意乃是：欲建設強大之海軍，猶如求樹開花，須先有相宜之政治土壤，造就相應之政治環境;僅一味苛責北洋海軍不如人意，而不從“根本求之”，必徒勞無功。

在北洋海軍的成軍過程中，赫德曾有極深入的參與(如對外購艦)，自然了解從硬件上來說，北洋海軍已是一支近代化艦隊。除基本購自西方的船艦主體外，既有威海、旅順這般遠東第一流的海軍基地;亦有練餉局、支應局、軍械局、水師煤廠、工程局、征信局、醫院等一整套較完備的后勤機構;更建設有數千公里先進的海防電報通訊;中法戰爭后，認識到軍事運輸能力在海陸聯防中的作用，鐵路事務亦被歸入海軍衙門;其余如海軍學堂等，亦已略具規模。

然而，李鴻章在戰后，向慈禧、光緒總結敗因時，仍竭力強調武器之不如人。其奏折稱：“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倭人于近十年來，……購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于財力，拘于部議，未敢撒手舉辦，遂覺相形見絀。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至陸路交鋒，……固由眾寡之不敵，亦由器械之相懸，并非戰陣之不力也。”埋怨朝廷之意，至為明顯。

二、對外，李鴻章向日本人表示：此役證明了歐式軍事體制的優越性

北洋海軍成軍后，因清流掣肘，確曾長期未購入新艦。但就硬件而言，日本海軍在甲午年亦未必處處勝于北洋。最典型者，如其高薪聘請法國造艦專家白勞易，所建造之專門針對北洋“鎮遠”、“定遠”的“三景艦”(嚴島、松島、橋立三艦合稱)，即存在嚴重設計失誤。黃海之戰中，三景艦三門主炮共發射13次，但因軍艦弊病甚多，發射悉數落空，沒有擊中任何中方艦只，“松島艦”反被“鎮遠艦”擊中兩次。

由此，海軍史學者馬幼垣感嘆：“國人論甲午海戰，恒把日方寫成胸有成竹有備而來。其實日海軍是在主要作戰工具所存嚴重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時，便倉皇上陣的。”由此，也可知，李鴻章戰后將主要責任推給“器械之相懸”，乃是諉詞。就硬件而言，北洋絕非毫無勝算。北洋全軍覆沒之根源，當從赫德之言中尋找。

僅以軍事體制為例：日人自明治維新后，即設立海軍省，統一籌劃管理海軍事務;其后又設立軍令、軍政機構，以完善統一指揮體系;再頒布征兵令，實行普遍義務兵制，進而確立現役與預備役結合的近代常備軍制度;為適應出洋遠征，陸軍亦效仿德國改為師團制。

反觀清廷，雖于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作為海軍最高機構，但詭異的是，該衙門之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鴻章、善慶、曾紀澤，全都另有要職，無一人在海軍衙門擔任專員。海軍大臣中，既無人專門研究與建設海軍，也無人出身海軍或受過海軍訓練。所謂“海軍衙門”，不過虛設，清國海軍，仍區隔為北洋、南洋、福建、廣東等諸多派系，以至于甲午戰后，降將牛昶昞曾請求日軍將“廣丙艦”拆掉武器后“虛艦交還”，理由竟是“廣東軍艦不關今日之事”。

事實上，李鴻章面對慈禧與光緒，雖將戰敗主要責任推給了軍艦、器械不如人，但其內心，卻相當明了問題更主要是出在本國落后的軍事體制上。1895年3月20日，李鴻章在馬關談判會場，曾做長篇演說，其中明言：

“此次戰爭，……其一，證明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方法，并非白種之民所獨擅，黃種之民亦可應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貴國之長足進步，使我國從長夜之迷夢中覺醒，得益匪淺……”⑥

至于何以日本能積極改用西式軍事體制，而中國連一個“海軍衙門”都不能實質性成立，其根源，如赫德所言，乃在政治土壤——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解釋道：“北洋陸軍裝備毛瑟槍和克虜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槍和青銅山炮的日軍優越。但它不過是打內戰用的、示威用的軍隊。”⑦其職能定位如此，自然缺乏主動近代化的動力。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如此內外兩套面目，究其根源，是李鴻章奇葩，還是清廷體制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