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朱元璋大肆誅殺功臣、卸磨殺驢的舉動，人們是很自然地要將他與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劉邦相提并論的，俗語言“漢家待功臣薄”，朱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劉邦殺的功臣不過了了，再說株連也沒有如此之廣，而且劉邦殺的基本都屬于“異姓王”，并非他手下的功臣集團。

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將朱元璋的用心輕易地與劉邦做簡單的比較。在我看來，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不遺余力地誅戮功臣集團，起碼有這樣幾點考慮：首先，一般來說，功臣集團是打天下的班子，他們的能力且不說，只說他們所掌握到的人脈關系、政治軍事資源，實際權威等等，這都是讓一個君主不能放心的;他們有隨時綁架皇權的能力，這就要嚴重地威脅到皇權的穩(wěn)固。

這里也引申出一個問題來，就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權的生成有個很大的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打江山的，就必定要坐江山，就要實行專政(而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專制本是沒有多少合法性的)——為了防止被人再拿槍桿子推翻，當政的君主就應該竭力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消除那些潛在的危險。

第二，我們需要注意，所謂的功臣集團都有一個最為普遍的心理，就是他們自認江山是自己打下來的，當然自己就要坐江山，起碼要保有一定的政治經(jīng)濟特權。洪武年間本是國家草創(chuàng)時期，新興的文官集團才剛剛孕育出來，他們對于功臣集團的制衡力量還很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提高)，這樣一來功臣集團的強大存在就危及到了君主的中央集權。

不過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宋太祖?zhèn)鳌伴L君”宋太宗，對于宋初政治的穩(wěn)定確實是大有裨益的，且好文的太宗為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也提供了時間與便利條件。就像柏楊老先生所發(fā)現(xiàn)的那個歷史規(guī)律：歷來中國的王朝，都會在二、三代君主時期出現(xiàn)一次大的震蕩，挺得過去這次危機則王朝以后便順風順水，反之就速亡。北宋初期政權的相對平穩(wěn)，應該就與傳長君有莫大關系吧。

第三，功臣集團容易形成為特權階層(“壓力集團”)，以至對于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諸方面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力，干預政治、經(jīng)濟資源的再分配，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xiàn)實。

像光武帝劉秀由于一意保全功臣，結(jié)果東漢就成為了一個相當貴族化的朝代，皇權被綁架成為家常便飯，地方分裂傾向也相當嚴重，乃至其滅亡后仍舊尾大不掉(唐初也是如此，只是到了手段嚴厲的武則天當政時才有所改觀)。朱元璋惟恐功臣集團將來尾大難制，所以才出此下策，這實際上可以看做是他打擊豪富的一種延伸。

朱棣可以保全自己的功臣，但是作為開國皇帝的朱元璋相對就困難些，因為老子在前穩(wěn)固了根基，之后子孫才可以相應地放寬自己的統(tǒng)治，才可以給功臣集團多留些余地。而且，永樂的功臣班子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規(guī)模，應該都比洪武小得多。

第四，不可否認，就像漢武帝一樣，其晚年朝堂為之一空;朱元璋也是越老越有疑心病，“太祖春秋高，多猜忌”。權力是可以異化人性的，可能年輕時的朱元璋本來并沒有多少殘忍和猜忌，但是隨著他一步步登上權力的頂峰，以及在這個頂峰上度過了那么漫長的歲月，他的思想及個性勢必就要受到很深的異化。

朱元璋的壽命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比之劉邦，他多做了十幾年的皇帝，而且他的精力也相對旺盛;這也就使得他有充分的時間去做一些自己原本不想去做也考慮不及的事，大權在握、高高在上的他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和想法折騰。

從明初的一系列大案看來，其時間跨度還是相當大的，這就可以說明朱元璋起初并未有一個全局的深入的盤算;而且他很多事情可能并非是事先策劃好的，不過是頭痛醫(yī)頭、想一出是一出罷了——雖然這些事情背后往往都有一個相同的政治邏輯。

第五，為自己即將接班的孫子著想。朱標死后不久，他的次子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其長子已夭折)。此時的朱元璋已屆六十五歲高齡，而朱允墳卻只有十五歲，其個性酷似乃父，仁柔寬厚甚至有所過之。朱元璋自然要擔心自己百年之后，這個年輕的繼承人會控制不往局面;一旦那些開國元勛不買小皇帝的賬，后果將不堪設想。

當然，朱元璋可能也有更多的考慮，這就是后人我們怎么也推測不出來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