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的這種死法，常常使讀書不細的人誤以為他死得很體面。這事要怪司馬遷。司馬遷在為晁錯作傳時用了“春秋筆法”，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似乎是皇帝給晁錯留面子，讓他穿著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

班固就沒有司馬遷那么厚道，不客氣地揭老底說“紿載行市”(其實司馬遷也說了這話，只不過是在《吳王劉濞列傳》)。紿，就是誑騙。晁錯是被騙到刑場的。奉旨前去執行命令的首都衛戍司令兼公安部長(中尉)陳嘉大約并沒有告訴晁錯朝廷要殺他，晁錯也以為是叫他去開會，興沖沖地穿了朝服就上車。晁錯之死，沒有經過審判，也沒有給他辯護的機會。

這實在可以說是“草菅人命”，而這個被“草菅”了的晁錯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漢初年景帝朝中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個什么官呢？用現在的話說，相當于副總理兼監察部長。所以晁錯的地位是很高的。一個高官不經審判甚至還身著朝服時就被處死，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事情已經到了非常緊迫的程度，二是對手痛恨此人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現在看來，晁錯的死，兩種情況都存在。

晁錯被殺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錯是一有機會就要向漢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為他的極力主張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終下了削藩的決心。什么是“削藩”呢？簡單地說，就是削減藩國的轄地。所謂“藩國”，就是西漢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國。這些王國的國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漢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無疑是要剝奪他們的權力，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鳳子龍孫豈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強大的兩個王國──吳國和楚國就跳了起來。吳王劉濞和楚王劉戊聯合趙王劉遂、膠西王劉卬、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起兵造反，組成七國聯軍，浩浩蕩蕩殺向京師，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也叫“吳楚之亂”。

七國興亂，朝野震驚，輿論嘩然。景帝君臣一面調兵遣將，一面商量對策。這時，一個名叫袁盎的人就給景帝出了個主意。袁盎說，吳楚兩國，其實是沒有能力造反的。他們財大氣粗不假，人多勢眾也不假，但他們高價收買的，不過是一些見利忘義的亡命之徒，哪成得了氣候？之所以貿然造反，只因為晁錯慫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殺了晁錯，退還削去的領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亂。袁盎是做過吳國丞相的，說話的分量就比較重一點。何況這時景帝大約也方寸已亂，聽了袁盎的建議，就起了丟卒保車的心思。

事實證明，袁盎的這個主意并不靈。晁錯被殺以后，七國并未退兵。袁盎也從此背上了一個惡名：挑撥離間，公報私仇，讒言誤國，冤殺功臣。其實，把錯殺晁錯的責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為袁盎當時的身份，只不過是一個被罷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過是一項“個人建議”。然而處決晁錯卻是正式打了報告的。打報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當時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是“三公九卿”。也就是說，打報告的分別是一個政府總理，一個公安部長，一個司法部長，三個人聯名彈劾晁錯，分量很重。這說明他在朝中平時就“不得人心”。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錯搞不來呢？性格是重要原因，《史記》、《漢書》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不難想象，晁錯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

晁錯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也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成熟的政治家起碼看三步：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其次，事情發生以后，他一定得臨危不懼，不能自亂陣腳。第三，對于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而且對欲行之事、所行之事“能不能為，可不可為，何時為”，都有準確判斷。晁錯是不折不扣的忠臣，削藩的目的絕對是力保劉姓江山，還為此氣得老爹服藥自盡。但正是因為他的性格缺點和政治不成熟，只管吵吵著削藩，一旦要削了，開削了，削出事了，他自己先蒙了，最終落得死在自己的政治之見上。綜上，晁錯死得很窩囊。“請誅晁錯，以清君側”只是吳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也非晁錯被殺的原因。真正原因還是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