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楊業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楊家擔了七分。但事實是，楊業歸宋時并沒太受重用，也沒受重賞。宋太宗封賞降臣之時，除了北漢主劉繼元之外，馬峰、郭萬超等四人受的封賞最重，楊業根本靠不上邊，所以都未在記錄之列。歸宋三個月后，因為要被派往邊防前線，才有了對他的所謂厚賜。宋朝的用人之計是密賞，跟今天企業的密薪制相似，賞了些什么，賞了多少，別人無從知曉。

楊業在宋朝的地位不高，從沒有成為宋軍的主將。歸宋時，楊業受封“左領軍衛大將軍”，說白點只不過是個“環衛官”的角色，而所謂的鄭州刺史，也不過是個從五品的虛職。以這樣的官位是無法近得皇帝身邊的，離朝廷重臣相去甚遠。他在北漢官至建雄軍節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員。兩相比較，天壤之別。

楊業在宋廷不過是位列偏裨的邊將，入宋不足8年就戰死在邊關，《宋史》甚至連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說楊業是受重視和被重用的，那就有點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楊業不受重用，事出有因。這既與他的家庭出身有關，也與宋朝軍事體制的結構有關。首先，楊業的家世背景讓他難獲信任。楊業的父親楊信原為麟州刺史，當時各種割據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楊家雖然也算是一方豪強，但勢力相對較弱，只能于夾縫中求生存。

楊業20歲就被派給劉崇，這很可能是一種家族謀略。楊業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劉崇賞識。但是，951年劉崇在晉陽自立為帝時，楊業的父親已經歸降后周了。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復雜難解的現象，楊業在北漢聽差，他的父兄卻在后周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敵對的兩個國家。這樣一種局面的形成，當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楊業父親的預先設計。在那個時代，腳踩兩只船，誰先到岸就靠誰的現象并不鮮見。按今天的話說，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也許更為安全。

楊信去世之后，楊業的弟弟楊重勛繼承了麟州刺史的職位，因為楊業效命北漢與后周為敵，當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繼承父業。麟州地處北漢與后周邊境，楊氏的武裝力量有限，沒有強大到足夠自保或自立，為了保全自己、保存實力，楊重勛在北漢與后周之間不停地搖擺，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幾次投降北漢又數次回歸后周。有這樣的家世背景，楊業投降北宋之后，難免讓人覺得不夠放心，而他自己也會先虛上幾分。這也就是為什么后來當監軍責問他是否有異志時，他顯得格外敏感。

降將的日子是最為難過的，在正統方看來，你既然可以棄城降我，在危急關頭也可以降他。實際上，楊業并沒有可值得懷疑的前科，與他的兄弟不同，楊業自跟隨劉崇之后，30多年間，不管北漢發生什么樣的變動，他一直忠心耿耿，從無二志。但是，光自己覺得忠心耿耿還遠遠不夠，對于降將而言，檢驗和考驗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這個過程可能足夠漫長。降將很難被重用，這也是歷朝歷代的通例。看看《三國演義》赤壁大戰中蔡、張二將的下場，也就不難理解身為降將的難處。

再者，以楊業在北漢軍中的地位論，他也很難再受重用。他與北宋征戰多年，積怨應該不淺。他在抗宋過程中獲得了很高的聲譽，現在又轉過來依宋抗遼，難免會受到歧視或嘲弄。楊業之所以不被重用，更為重要的根源還在于宋朝的軍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將權力，從宋太祖開始，就對武將處處防范，決不會任由任何一員武將決定著朝廷的七分事務，更何況是能征慣戰的降將。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國策，后來慢慢形成一種制度，演變為一種文化。

宋太祖經歷了皇位頻繁更替的五代亂世，由陳橋兵變起家的他，對武將左右朝局的歷史認識得非常深刻，為了確保大宋江山的長治久安，防治武將擁兵自立便是頭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劃設計了限制武將權力的種種措施，杯酒釋兵權之后，許多開國大將都被解除了兵權。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則是在“燭光斧影”中上臺的，他對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親弟、親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戰之前，他都給大將賜陣圖，讓他們“各遵成算”，不能有絲毫變動。對嫡系將領如此，對降將是什么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