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受賄是官場的毒瘤，既破壞社會和諧，又腐蝕政權根基。所以，歷代統治者為收攏人心，鞏固千秋大業，總是信誓旦旦，要創建廉潔政府。然而，往往在一番“雨疏風驟”之后，官員們照例是“濃睡不消殘酒”了。不過，明太祖朱元璋倒是不信這個邪，他決心革除弊端，曾經數次下詔，誓以嚴刑治貪。在此重威之下，明初官場確乎是清靜了一陣子。

朱元璋出身社會底層，從小就深受官府之害，這使他天然產生一種復仇心理，請聽聽他的一段肺腑之言吧：“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蠹害百姓者，決不寬恕。”(《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八)

好不容易爬上了皇帝高位，朱元璋很想有一番作為，他決心“重繩貪吏，置之嚴典”，革除元朝“吏治縱弛，民生凋敝”的弊端。因為，他深知“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的道理。所以，一方面，他苦口婆心地告誡到京城的府州縣吏說：“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唯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爾等戒之。”另一方面，對各級官吏的行為約束極嚴，絕對不允許他們敲榨老白姓，使用“昧心錢”;甚至對官員的正當開銷也失之吝嗇，他曾向前來“陛辭”、即將奔赴各地的官員反復申明，政府只給報銷路費，添置官服卻是要自掏腰包的。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令立法，凡是貪污犯一律不得赦免。不料貪官們面對皇帝的旨意，“有如東風射馬耳”，其犯罪行為依然沒有少許收斂，這使得朱元璋大為震怒，他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后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戶部侍郎郭桓利用職務之便勾結中央及地方官吏，通過巧立名目、涂改票據等手段，鯨吞巨額庫糧、稅銀，共折合糧食2400多萬石，約相當于當時全國每年秋征糧食的總數。朱元璋震驚之余，親自批復，將涉案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侍郎以下官員一律處死。據說，先后受這一案件牽連被殺者，多達數百人之眾。

可能是貪官污吏太可惡了，朱元璋對這幫蛀蟲的懲治手段也極其嚴酷。據清代學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記載，當時，如官員有貪污劣跡，老百姓可以舉報，可以到京城上訪。還明確規定，官吏只要貪污贓銀六十兩以上者，必死無疑，除“梟首示眾”外，還要“剝皮揎草”，然后，便把這個裝滿雜草的“人皮口袋”放置在衙門內的官座之旁。為了行刑方便，也為了起到震懾的作用，各府州縣衙的左邊，都要建一座土地廟，如有踩了紅線的貪官，即押赴這里，當眾剝下這個貪官的人皮，所以，這處土地廟也被稱之為“皮場廟”。

朱元璋確乎是鐵石心腸，在他“御宇”的三十一年間，“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毫不留情地誅殺貪官，是中國歷史上治貪最嚴、出手最毒的一位皇帝。他究竟殺了多少貪官，沒人統計過，但是，據《大誥續誥》透露，僅在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等省，被處決的貪官已很難以數目計，以致許多州縣的官位經常出現空缺的現象，而剩下的地方官員能夠順利做完一個任期者，則是少之又少。

朱元璋這一招兒雖說過于殘忍，但也確實收到了實效，當時那些“公務員”們終日膽戰心驚、怵惕無時者，即使吃了豹子膽，恐怕也不敢再頂風作案了。所以史書上說，“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吏治煥然丕變矣”，這大體是不差的。

又說，這種氣象一直延續到仁宗、宣宗時代，即所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這也似乎是史實。毫無疑義，朱元璋有決心，有辦法，下狠茬子“澄清吏治”，一項反貪政策能收百年之長效，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長達一百多年的廉政時代，應該說是反貪成果斐然。

然而，朱元璋用鐵的手腕狂掃貪官污吏，所仗恃的僅僅是個人的權威、個人的意志、個人的品質，在沒有法治規范、沒有民主制度約束的情況下，遲早會“人亡政息”。的確，歷史同朱元璋開了一個大玩笑，過了五六代之后，他的子孫們個個驕奢淫逸，怠于朝政，再也沒有一個人去關注吏治了。失去嚴厲管束的官員們文恬武嬉，貪污受賄之風遍及朝野，正如《明史》所說：“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復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這些不肖子孫“一蟹不如一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