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之聰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國歷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會遜色。他自己也認為，就算是跟士大夫們比才學，他也應該做皇帝的。話雖有點浮夸，但此公才學確實有。

如果不聰明而且多才，恐怕楊廣不會有那么多的大手筆的動作，后來讓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獨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創制，多半出于這個被后人罵為“煬”的皇帝，特別著名的是科舉制度。

有為政府的代價

中國歷史上的昏君，其實不見得個個都是昏庸之輩。樂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畢竟是少數;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嬪妃玩做買賣游戲的南朝東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實也就是心思沒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論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們中間的某些人，恰恰是因為太聰明了，結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個昏君，這個人就是隋煬帝楊廣。

楊廣之聰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國歷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會遜色。他自己也認為，就算是跟士大夫們比才學，他也應該做皇帝的。話雖有點浮夸，但此公才學確實有，還在當皇子的時候，就跟士大夫詩賦唱和。從流傳下來的詩作來看，多少有點意思，至少不像現在名氣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筆那么俗氣。

《隋書》上說他“好學，善屬文，深沉嚴重，朝野屬望”，應當說有點道理。楊廣文才不錯，武功也有那么點，隋平南陳，他是行軍元帥，北卻突厥，他還是出征的主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至少沒有給將士們添亂。即使是痛貶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認他“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可是，造化就是這樣弄人，被聰明所誤的人，在聰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煬帝楊廣就是一個典型。

如果不聰明而且多才，恐怕楊廣不會有那么多的大手筆的動作，后來讓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獨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創制，多半出于這個被后人罵為“煬”的皇帝，特別著名的是科舉制度。正是這個制度，讓中國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備和發達的官僚結構，被后世史學家許倬云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讓法國著名的史學家布羅代爾驚嘆，怎么中國那么原始的帝制，卻有了一個現代化的官僚制相伴。當然，調動幾百萬民工修東都洛陽，開鑿大運河，以及興百萬大軍屢次征伐遼東，也是他的大手筆。只是這樣的大手筆，最終讓他丟掉了江山社稷。

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像他那樣，做了如此多的遺惠后世的大動作，卻因此身死名裂的。不僅科舉制讓后來的皇帝把天下英雄盡數納入彀中，而且大運河也讓后來的王朝盡享漕運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罵名。毋庸諱言，在當時，這些大手筆的施展對于社會生活的破壞是災難性的。

中國雖然有著發達的商業，但卻從來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市場，發展出成型的商業社會，國家也沒有對應的制度和稅收策略;中國也不完全是一個內陸國家，但海洋經濟由于受到商業發展的限制，更是進不了國家戰略的視線。所以，歷代王朝都只能以小農經濟作為立國的基礎，而小農經濟是經不起國家大手筆動作的。修建東都和大運河，成百萬人耽誤農時，消耗儲備，一已為甚，何況再乎？農業民族，從本質上講是不宜擴張的，對外戰爭，最高的限度是防衛性的。

以秦始皇這樣的雄才大略，挾滅六國之勢，擊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長城，可見進攻態勢之不可取。百萬兵上陣遠征，百萬人沿途饋糧，幸而戰勝，尚且難以預后，何況戰敗！說到底，中國不是一個商業國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資源，也需要靠武力維持商路的暢通;中國也不是一個海洋國家，無視海洋的運輸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謀取更多的資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否則就要出大麻煩。

當然，在史家眼里，這個亡國之君跟他的同類一樣，有著雪崩式的道德敗壞的經歷，矯情做假、荒淫無恥、揮霍無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說更是把楊廣說得像惡魔一般：弒父殺兄，淫母奸嫂，殺人取樂，甚至還近乎色情地描寫他坐著羊車在眾多宮姬住處之間游走，為了能得到他的臨幸，宮姬們競相在門口堆滿羊愛吃的食物。盡管后者荒誕得有點像后現代先鋒派小說，但實際上兩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煬帝的品質和道德的敗壞。事實上，隋煬帝的奢費并沒有耗盡國家的儲備，而使隋朝從倉儲之糧滿贏，到餓殍滿眼的轉換，恰是因為他動機看起來還不算壞的大手筆。

“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亂折騰、大折騰，老是翻鍋。

別把詩人的話當真

詩人的話當不得真，據說這是古訓，說是唐朝一位詩人做詩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司見了，很是哀憐，說：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沒的事，我只是做詩而已。后人嘲笑這位仁兄，說：既然是做詩，何必把兄弟全搭上，為什么不寫“嬌妻伴僧眠，美妾入禪房”？

不過，盡管如此，還是有拿詩人的話當真的。同樣是唐朝，唐宣宗時，令狐為相，推薦詩人李遠為杭州刺史。唐宣宗說，我聽說此人有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這樣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嗎？令狐回答說，詩人的話，當不得真的。兩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說，先讓他上任干著，緊看著點，以觀后效。乖乖，差點因為一句詩，丟了好大的一個肥缺。

唐朝畢竟是唐朝，皇帝雖然把詩人的話當了真，也不過是擔心詩人光顧著下棋耽誤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樣了，王安石變法，大才子蘇軾寫了幾句詩發牢騷，結果被御史摘出，逮捕下獄。

轉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興文字獄。不過，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識分子，上書寫什么“生民作則”之類的話拍馬屁，不幸拍在了馬腿上。朱元璋用鳳陽話把“作則”誤會成了“作賊”，結果拍的人紛紛掉了腦袋。真格的詩人，因為做詩丟命的好像還沒有。大概是因為明朝采用特務統治，錦衣衛、東西廠特務密探神出鬼沒，詩人的詩興未免稍減，大家一哄而起寫小說去了。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剛剛興完大獄，殺了宰相胡惟庸并三萬余大小官員，廢了宰相，自己既當國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腦，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從翰林院找來幾個老儒，幫他處理公務。其中一個名叫錢宰，年事雖高，但辦事寫東西還算讓皇帝滿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寵愛的一個“秘書”。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見過皇帝，朱元璋說：你昨天做的好詩，不過，我并沒有嫌你呀，何不改“嫌”為“憂”呢？老錢宰嚇得一個勁地磕頭。

到了清朝，皇帝進步了，自己就有愛詩如命的，像乾隆一個人做的詩傳下來的據說就有四萬余首。不過他一愛詩不要緊，詩人的腦袋可就有點危險了，幾十上百的文字獄出來了，連“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樣的詩句，也被上綱上線為惡毒攻擊清朝皇帝的“盛世修書”。詩人的話，還就是被真真切切地當了真。

詩人的話被當真，詩也就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