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乾隆皇帝有一次下江南路過泰山，便率群臣登泰山祭祀岱廟。當時廟前正有野臺梆子戲上演《西廂記》，乾隆靈機一動，對大學士紀曉嵐說，朕有一聯，卿試對如何？乾隆的上聯說道：“東岳廟，演西廂，南腔北調。”紀曉嵐不加思索，信口拈來：“春和坊，賣夏布，秋收冬藏。”下聯以“春夏秋冬”四季，對“上聯東西南北”四方，珠聯璧合，非常貼切。

其實，這不過是乾隆下江南的一個對對聯的小插曲，乾隆一生曾經先后六次下江南，演繹了六下江南的連環大戲。為此，他還撰寫了《南巡記》一文，總結性地敘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在這一點上，他很像自己祖輩清圣祖康熙六次巡幸江浙。

第一次下江南：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正月，乾隆以督察河務海防、考察官方戎政、了解民間疾苦以及奉母游覽為由，第一次南巡江浙。同年正月十三日，乾隆奉皇太后離京，經過直隸、山東到達江蘇清口。同年二月八日，渡黃河閱天妃閘、高家堰，下詔準許興修高家堰的里壩等處，經過淮安，命令將城北一帶土堤改為石工;然后由運河乘船南下，經揚州、鎮江、丹陽、常州至蘇州。同年三月，到達杭州，參觀敷文書院;然后登觀潮樓閱兵，遍游西湖名勝。回京時，從南京繞道祭明太祖陵，并且閱兵;陪著皇太后親自到織造機房觀織。隨即沿運河北上，從陸路到泰安，到泰山岳廟燒香。同年五月四日，抵達圓明園。第一次南巡，往返行程水路共計五千八百里，歷時五個多月。

第二次下江南：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正月，乾隆奉皇太后懿旨起鑾出京，開始第二次南巡。同年二月五日到達天妃閘，閱龍木;二月十三日，到達范仲淹高義園;二月二十日，到達蘇州，又奉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在嘉興和石門鎮閱兵;二月二十七日，奉皇太后到達杭州;三月十八日，到江寧府，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到徐州閱視河工，降旨截流漕糧，又將積欠的種子、口糧全部免去;四月五日，到孫家集閱視堤工，命令將河堤改用磚砌;四月六日。到荊山橋、韓莊閘巡視;四月十日，到達曲阜，拜謁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圓明園。

第三次下江南：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正月初二，乾隆第三次南巡。這一次南巡，正值直隸、山東、安徽等地受災，乾隆經過時，免去了這些地方的額賦，又撥了一些物資款項賑災。然后去審查了前兩次命令修的工程的進度，并且對兩淮的鹽商賞賜有加。經過杭州后，到海寧閱海塘、登觀潮樓、閱福建水師;和前兩次一樣巡視織造機房和祭拜明太祖。回京的時候檢閱了徐州的河工;到鄒縣祭孟子廟;再次去孔廟拜謁，登泰山的玉皇頂燒香。同年五月，到達涿州，賑災免賦，然后回到圓明園。

第四次下江南：乾隆三十年，即公元1765年正月，乾隆開始第四次南巡。此次南巡在時間、路線和主要行程安排與第三次大體相同。

第五次下江南：乾隆四十五年，即公元1780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從京師出發，開始第五次南巡。乾隆說這次南巡的目的是“省方觀民，勤求治理”。南巡途中，他多次頒發諭旨，免去直隸、山東等地應征地丁錢糧的十分之三;凡是老民老婦，均加恩賞賜;到達山東后，他派遣官員祭祀了孔子;沿途他還派官員祭祀那些已故的興修河道的官吏;此外，還在杭州、江寧等地閱兵，再一次拜謁朱元璋孝陵。五月九日，班師回京。

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四十九年，即公元1784年正月二十一日，乾隆開始了最后一次造訪江南。減免所經之地的地丁錢糧;準許各地曾經犯過案文武各官的案子重新審核，沒有案子的，可以加一個等級;經過德州時，在晏子祠行宮寫成了《濟文考》一文;拜謁孔子廟;視察江浙境內沿海工程;接見越南使臣;派官員祭明太祖陵。四月二十三日，返回京師。

乾隆用自己的一生的三十年六下江南巡幸江浙各地，可見他將巡幸江南作為朝廷最重要的大事來辦。因此，他在《南巡記》一文中，總結性地敘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其實，早在他第一次下江南的兩年前，也就是乾隆十四年，即公元1749年十月初五日和十七日，乾隆就已經相繼下了兩道上諭，講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點：一是江浙官員代表軍民紳衿恭請皇上臨幸;二是大學士、九卿援據經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議允其所請;三是江浙地廣人稠，應該前去，考察民情戎政，問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覽名勝，以盡孝心。

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這就是江浙兩省的客觀環境和歷史條件。江浙兩省雖然地盤不大，人口也不特別多，大約只占國土面積和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它是魚米之鄉，其經濟條件和人文條件都在全國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兩省上交的賦銀賦糧分別達到全國賦銀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和賦糧總數的百分之三十，鹽課銀占全國鹽課銀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八，關稅占全國稅額總數的一半。江浙兩省地杰人靈，人文薈萃，是全國文化最發達地區，才子學者之多，數倍數十倍于其他省份。僅以關系到政局和學術文化界的科舉而言，從順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一百五十年里，共舉行了六十一次科考，其中，江浙兩省出了五十一位狀元，占全國狀元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七;出了三十八位榜眼，占榜眼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二;出了四十七位探花，占探花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七。

而以朝廷大學士和九卿、督撫等重臣來看，江浙兩省出了很多大學士和尚書總督巡撫，像狀元出身的呂宮、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學士。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又是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斷，發生了多起文字獄。沒有江蘇、浙江這兩個省巨大的財政收入和紳衿支持，清朝的統治是很難鞏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兩省的。充分利用江浙的財力人力和物力，來發展其“盛世”，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六次巡幸江南，所經之地和所做之事，雖然不盡相同，但大體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即蠲賦恩賞，巡視河工，觀民察吏，加恩縉紳，培植士類，閱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間，多次下諭，蠲免江、浙、皖上千萬兩銀子。第一次南巡時，諭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蘇積欠賦銀二百二十八萬兩、安徽積欠三十萬余兩，及浙江本年應征銀三十萬兩;第二次南巡，諭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積欠錢糧，又免浙江漕銀二十余萬兩;第三次南巡，諭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積欠錢糧，又免浙江漕銀等項二十七萬余兩;第四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兩省錢糧一百四十三萬余兩及浙江的十三萬余兩;第五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銀一百三十余萬兩;第六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欠銀一百三十1余萬兩。總計六次南巡免銀在一千萬兩以上。

據有關史料記載，乾隆極其重視河工海防，把它視為六巡江南的一個主要目的。江蘇、安徽、浙江經常發生水災，乾隆七年，黃河、淮河同時漲水，江蘇、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五十余州縣“水災甚重”，災民多達七百多萬人。在乾隆寫的御制《萬壽重寧寺碑記》和《南巡記》里，他著重講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計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臨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親臨閱視”。這些話并非空談，而是乾隆傾盡全力大興河工的歷史實際的真實概括。河工興修規模之大，投入財力物力人力之巨，興修時間之長，乾隆可以稱之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經費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歲修費”，多達三百八十余萬兩，約占每年朝廷“歲出”額數十分之一還要多。臨時興修的大工程，又動輒用銀幾百萬兩，像藺陽青龍崗之工，“費帑至二千余萬”。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記》里，他對幾十年大興河工的情形作了總結，主要是四大工程：

第一項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護了淮安、揚州、泰州、鹽城、通州等富庶地區免受水淹。

第二項大工程是陶莊引河工程，在陶莊開挖一條引河，以防止黃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開成以后，解決了“倒灌之患”。

第三項大工程是在浙江老鹽倉一帶修建魚鱗石塘，歷時三年，花銀數百萬兩，修建好魚鱗石塘四千一百余丈。

第四項大工程是將原有范公塘一帶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這對保護沿海百姓生命財產安全，起了重大作用。后來，清代文人陳文述對比當年海塘利民和現在海塘失修災害加劇時，寫下有感而作的《議修海塘》詩：“嘆息魚鱗起石塘，當年純廟此巡方。翠華親蒞紓長策，玉簡明禋賜御香。列郡田廬資保障，萬家衣食賴農桑。如何六十年來事，容得三吳駭浪狂。”

在《南巡記》里，乾隆還提到將徐州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來用磚砌的堤一律改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腳。僅據《清高宗實錄》的記載，六巡期間，乾隆對黃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蘇的海塘，下達了數以百計的上諭，指示治理，動用了幾千萬兩帑銀，完成了多項工程，對減少洪災、保護百姓田園廬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乾隆下江南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安邦治國發現人才、培植士類、籠絡人心。在六次南巡中，乾隆確實從江南物色了大批政界能臣、飽學之士、學界泰斗、書文大家。每次南巡，乾隆都要會見文人士子、名流縉紳，并親自命題考試，對考試優秀者特批擴招“生員”名額，特賜“舉人”稱號，當場授予官位，以爭取名士，宣揚圣恩。譬如，乾隆在上海青浦就發現了一個名叫王昶的青年才俊。

王昶雖然此時躋身于“吳中七君子”之列，但和歷史上許多著名才子一樣，一連幾次鄉試不中，甚是郁悶。乾隆二次南巡之時，有人向乾隆推薦了王昶。乾隆便在途中召試，王昶終于以出眾的才華通過筆試，并以流暢深刻的論辯通過面試，一舉榮登榜首。乾隆求才心切，深感相見恨晚，當即授予王昶內閣中書之職，入職軍機處。不久，王昶便成為與紀曉嵐、劉墉、錢大昕、和紳等人在大清中樞激情共舞的朝廷重臣。

當然，乾隆下江南還有一個不便明說的重要目的，雖然乾隆沒有說出來，但這個重要目的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就是他要親自領略江南的繁華地和溫柔鄉。

自古以來，江南是“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山川風光秀美，人文資源豐厚，金粉佳麗無數，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話來說是：“佳山佳水佳風佳月，千秋佳地;癡聲癡色癡夢癡情，幾輩癡人。”在乾隆時期，長江運河兩岸的都市商業繁華、人氣旺盛。當時全世界五十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蘇占據其三，即江寧、揚州、蘇州。南京人稱“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家”，十里秦淮，九曲金波，六朝金粉，一簾幽夢，無不讓乾隆神魂顛倒;蘇州園林，享譽天下;蘇州刺繡，巧奪天工，再加上小橋流水，粉墻黛瓦，充滿著詩情畫意，更讓乾隆流連忘返;“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揚州富商云集，美景、美女、美味，一應俱有，無疑是一個著名的夢幻之都、休閑之都、消費之都。乾隆來到江南，看得開心，玩得盡興，吃得可口，購得滿意，還有眾多的江南美女環繞左右，當然是樂此不疲、頻頻光顧了。

對江南的園林勝景，乾隆更是情有獨鐘。每次下江南，他都帶來一些畫師，把江南的一些著名園林描繪下來;而后，在北京頤和園、紫禁城、承德避暑山莊中，對蘇州獅子林、杭州西湖十景、無錫寄暢園、鎮江金山寺等園林景觀加以仿建。因此，乾隆每次下江南，都必須要到江寧、蘇州、揚州三地去巡幸一番。自然，對于“山外青山樓外樓”的素有人間天堂之稱的杭州也是他的必去之地。

乾隆六下江南巡幸江浙各地，雖有得，但也有失;雖有利，但也有害。從古到今，人們對此都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確，在當時的條件下，當朝皇帝下江南巡幸各地可謂是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北京到江浙，來回往返六千里。當時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車裝船載，馬拉人扛，來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個月的時間。每次出巡，皇帝帶領的皇親國戚、文武百官、衛隊侍從有兩三千人，動用五六千匹馬，五百輛車，上千只船，需要耗費一二百萬兩白銀，不僅耗費了十分巨大的國家財力，而且也給民間百姓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對此，乾隆曾在御制《南巡記》里進行過深刻地檢討。他也曾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并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