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

“睡獅論”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啟超化用，并創作了一則關于“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為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播當中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指“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并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睡獅論”的傳播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后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反復出現于各種新興的報章雜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志。

庚子事變之后，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欲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尋找西方代言人

拿破侖與睡獅寓言相結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可知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已經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侖名下了。不過，這一說法在國內似乎不大流行，朱執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粗略統計，至1920年，“睡獅論”的代言人已經有了特指的拿破侖說、俾斯麥說，以及泛指的英人說、西人說、外國人說等，此外還保留著梁啟超所提到的曾紀澤說、烏理西(吳士禮)說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間，無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競爭關系。

隨著時間推移，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俾斯麥和威廉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經很難激起新生代的傳播興趣。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民族存亡之際，“睡獅論”再次獲得廣泛傳播，這一次，拿破侖終于脫穎而出，成為“睡獅論”的惟一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