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一個被極大神化的人物，也是古人效仿的對象，然而，翻開史書，我們可以發現諸葛亮或許并非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內政能力其實并不大高。

諸葛亮為三國時期蜀國的丞相，可稱中國古代最受贊譽崇拜，也最具傳奇色彩的政治家、軍事家，《三國演義》還將他描繪成一個能神機妙算、未卜先知的智慧之神。他輔佐劉備建立蜀國，其兢兢業業、鞠躬盡瘁的人生與品格，是人們心目中最完美的輔弼大臣形象，成為中國人理想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英雄人物。

諸葛亮的形象已經深深扎根在民眾的心中，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極為重要。那么，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是否符合這一形象？如果有相當差距的話，人們為什么要刻意塑造這個完美偶像？這個偶像在中國傳統政法文化中又象征或意味著什么？……千萬不要小覷這些問題，其中可隱藏著許多傳統政治文化的秘密。

應該承認，諸葛亮是一位頗有智謀與成就的歷史人物，二十七歲時的《隆中對》已見一斑，此后在輔佐劉備建立蜀國的過程中，也時有出彩的計謀或過人的膽略。然而從三國歷史的大局來看，蜀漢是一個戰敗之國，許多戰略上的失誤與戰術上的敗筆，也都與諸葛亮有關。如關羽大意失荊州，不但是關羽的責任，同時也是掌握總局的諸葛亮幾乎不作為的結果。

再有劉備死后，諸葛亮對蜀國的經營也存在許多問題，如人才的儲備、國力的提升等方面，都捉襟見肘、自以為是。尤其是缺乏群策群力的謀略，往往一意孤行，對大將魏延抱有成見，使劉禪成為扶不起的阿斗，乃至蜀國很快滅亡。然而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有太多的人在為諸葛亮的形象工程涂脂抹粉，推崇備至，乃至將其塑造得近乎完美，從神化發展到妖化，杜撰出借東風、空城計之類的傳奇故事，而使歷史越來越離譜。

問題在中國文化塑造出這樣一個官員高大形象，其原因與目的何在？諸葛亮之所以能登上神壇，首先要歸功于本人對主子忠貞的品質，在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狀況下，依然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劉備永安宮托孤時曾明確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類詔書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它使諸葛亮可以名正言順地取劉禪帝位而代之，同時劉備死后，諸葛亮集軍、政、財、文大權于一身達九年之久，然而他卻從來不存此“邪念”而依然忠心耿耿。

與同時代人曹丕、司馬炎諸人握有軍政大權后最終篡位相比，似有天壤之別。曹操、司馬懿、司馬昭等人雖沒有篡位，但逼宮、殺弒及宮廷政變的一系列行為，也使諸葛亮頗為忠貞的一生品行之魅力更相得益彰。加上其賢相、廉吏兩者兼有的身份，其官奴人格完全符合最高統治者與制度文化的需要，是使統治保持穩定的支撐點，是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潤滑劑。總之，中國古代這樣的官員十分罕見而難能可貴。在忠貞標準上，諸葛亮的家人與子孫亦無瑕疵。

其子諸葛瞻雖不具將帥才華，沒能利用有利地勢抵御魏軍的進攻，致使魏軍鄧艾部長驅直入。但他繼承了其父的“忠貞”衣缽，拒絕了鄧艾表封“瑯琊王”等高官厚祿的引誘，斬了來使以示決絕，并為蜀國戰死于綿竹，壯烈成仁而不辱先父名節。其孫諸葛尚也同樣“乃馳赴魏軍而死”，又為祖父“忠貞”名節錦上添花。有如是不貳忠臣及后代，后世統治者與文化人當然要大加推崇。諸葛亮遂成為統治階級與傳統文化標榜推崇的一面旗幟。

但認真考察一下諸葛亮統治下的蜀國，許多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一是龐大的國家機器與民眾的沉重負擔，只有九十多萬人口的蜀國，官吏竟達四萬多，軍隊更在十五萬以上，平均二十七人養一個官，并負擔近五個士兵。民眾不但供養著這龐大的國家機器，而且青壯年主要在前線軍隊，后方生產第一線的，已大多為婦孺老幼。龐大的國家機器成為懸在民眾頭上的利劍。二是對民眾的嚴密控制，用嚴刑峻法統治。

據《蜀記》引郭沖五事，諸葛亮認為，劉璋治蜀時，刑法太輕，導致蜀人忘了君臣之道，所以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并濟，上下有節。”其目的在維護君臣之道，維護統治的穩定。《三國志·諸葛亮傳第五》所謂“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雖說其德刑兼用而民無怨，然終掩蓋不了嚴刑峻法的事實。總之，諸葛亮時代，西蜀是典型的戰時經濟體制，它的特點是一切服務于前線，一切都為了戰爭，民眾的疾苦生死基本無暇顧及。有關記載只字不提民眾遭受的戰爭苦難，只字不提蜀國人口急驟下降的事實。

諸葛亮的計謀一生，最為人們津津樂道，認為他足智多謀，天下無雙。然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下，其計謀的用意與目的何在？因為諸葛亮的錦囊妙計，人間往往會多灑下一掬掬悲慘眼淚，國家常常又多了一片片的焦土，除了用人民的血肉給軍閥們整合其勢力范圍，其錦囊妙計又有多少價值？為什么人們要崇拜整天用謀略去算計別人，去互相殘殺，去爭權奪地，去火燒，去水淹……連他自己都說：“吾雖有功于社稷，必損壽矣！”諸葛亮為什么會有這樣擔心呢？問題就在于戰爭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伏尸千萬，血流成河，同時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這些諸葛亮心中都是有點清楚的，后人倒似乎一無感覺。

當然，有人會說這是時代使然，不必苛責個人。問題是后人為什么還要如此崇拜這些戰爭殺人的計謀？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身受其害，甚至被當作炮灰的平民百姓，卻自覺自愿地在贊美、崇敬這些以計謀取勝的戰神，這是一個民族的病態，還是一種文化的墮落？

諸葛亮主要從語言和行為兩方面了解人，他認為通過問答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應對變化，還可以了解人的見識、智謀和勇怯之情。通過用酒、財、約會來考察人，可以了解一個人的性情和這個人是否廉潔、是否守信用。

三國時，諸葛亮以精于治國聞名于世，行兵布陣被司馬懿稱為“天下奇才”。在用人方面，諸葛亮也有過人之處。劉備初入蜀時，任命蔣琬為廣都長，有一次劉備出外視察，突然來到廣都，他見蔣琬“眾事不治，時又沉醉，大怒，將加罪戮”。這時，諸葛亮出面為蔣琬求情，他說蔣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勸劉備重用蔣琬，使劉備對蔣琬刮目相看。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時，劉備兵力不足，“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正在猶疑之際，其僚屬楊洪進言“無漢中則無蜀”，勸諸葛亮馬上發兵。諸葛亮見楊洪見識不凡，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楊洪推薦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略，諸葛亮便請劉備任命何祗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公元234年8月，諸葛亮在彌留之際，仍不忘推薦蔣琬和費祎“可任大事”，后來蔣琬和費祎先后擔任掌管國家軍政的大司馬一職，使蜀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了穩定。

諸葛亮是如何知人的？在《諸葛亮心書》中，諸葛亮說：夫人之性，莫難察焉，善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顯然，諸葛亮主要從語言和行為兩方面了解人，他認為通過問答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應對變化，還可以了解人的見識、智謀和勇怯之情。通過用酒、財、約會來考察人，可以了解一個人的性情和這個人是否廉潔、是否守信用。諸葛亮的知人術和《莊子·列御寇》提出的“九征”鑒人法(見7月15日《廣州日報》B9版)有類似之處，是一種很實用的知人方法。

諸葛亮的神化可能就是后人所提倡的衷心了吧。畢竟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在那個亂世是極為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