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間，官場上流行一種“議罪罰款”的制度，說白了，就是官員犯了錯，上繳一部分“議罪銀”便可免罪。這是有明確條文規(guī)定的，比如在《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卷四十八中載明：“官員承問引律不當，將應擬‘斬’、‘絞’人犯錯擬‘凌遲’，及應擬‘監(jiān)候處決’人犯錯擬‘立決’者，承審官降一級調(diào)用，審轉(zhuǎn)官降一級留任，臬司罰俸一年，督撫罰俸六個月。”罰俸開始施行時，主旨只是針對一些較小的過錯，在尚不足以撤職、降職的前提下使用一下，讓官員感到有點兒“心疼”，以便從此更加嚴謹為官。但到后來，事情悄悄發(fā)生了變化。

來看當時被罰款的封疆大吏李質(zhì)潁給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奴才李質(zhì)潁謹奏，為仰懇圣恩，俯準寬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撫任內(nèi)未行奏參王燧，情愿罰銀十萬兩，粵海關監(jiān)督任內(nèi)奏事錯誤，情愿交銀二萬兩。四十六、七兩年關稅盈余短少，部議賠銀三萬六千余兩。廣東鹽案不實，情愿罰銀十萬兩。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過造辦處廣儲司共銀十四萬兩，其余十一萬六千余兩，理宜竭力湊繳，按限完納，庶于寸衷稍安。但現(xiàn)在變產(chǎn)湊交，一時售賣不及，又恐有誤限期。奴才晝夜惶悚，無計可施，唯有叩懇圣主恩施格外，準于明年起每年作為二季，交銀一萬五千兩，奴才得以設法竭力，及時估變交納。”在這封奏疏中，李質(zhì)潁承認先后幾次工作中出現(xiàn)失誤，“情愿”上繳罰銀，但一時難以湊齊，請求寬限。雖然此疏有哭窮的表演成分，但動輒數(shù)十萬兩銀子，對誰都不是個小數(shù)，已完全超出受罰者應得的薪俸和養(yǎng)廉銀的總和。這么多錢，已不僅僅是對官員的懲罰，而是刻意搜刮了。由懲治手段轉(zhuǎn)換為斂財目的，稱得上是遺患無窮。

首先，這些“議罪銀”沒有明確的數(shù)額，伸縮性極大。全靠當事人根據(jù)所謂的實際情況把握，是多是少只憑一張嘴，誰的嘴大誰說了算。皇帝不說罰多少，受罰者自己報數(shù)就只能往高里說，萬一報少了，皇帝不滿意，給頂回去，那就算白報了，喪失了繳錢免罪的機會。這種潛規(guī)則自然成了破壞制度的重要一環(huán)。

其次，交了錢就可以免罪。受罰者食髓知味，會喪失對瀆職違章的警惕。反正花錢就能擺平，那就犯了受罰，罰了再犯，千錘百煉。花錢免罪無疑是對罪惡的包庇與縱容，從而引發(fā)社會對善惡判斷的失序。

第三，受罰者白花花的銀子拿出去了，他還得拼命把這些錢掙回來。即使不為盈余，他也得把這個窟窿堵上，想方設法摳錢。這種情況下，哪里還有心思理政，哪里還會想著為民服務？他得先為錢服務。最重要的是，他通過什么方式搜刮錢財？當然是違法手段，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掙辛苦錢，猴年馬月也掙不夠這筆巨款。于是，一層層盤剝下去，最后都轉(zhuǎn)嫁到底層百姓身上。

那么，被罰的錢哪里去了呢？如果進入國庫，用于發(fā)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罷了。而事實上這些錢最后都進了內(nèi)務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賬戶。據(jù)說，廣儲司銀庫所收罰款，每月都要將數(shù)目開單呈報給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開報時要逐項列報罰款人之姓名，繳款數(shù)目，以及已繳未繳情況，再由和珅轉(zhuǎn)奏皇帝。皇帝精著呢，誰少給了都得收拾他——官員犯錯，皇帝得錢，豈不快哉。到最后，那些高級官員成了皇帝的“白手套”，專替最高決策者搜刮，最高決策者成了罪惡之源。

說起來，“議罪銀”也不是誰都能繳的，這還有個資格的問題，最起碼得跟皇帝有著很深的淵源或者交情。皇帝恩典你，才給你這樣的機會。實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層路線”，通過皇帝的大管家和珅來完成。和珅一輩子沒做過地方官，沒有在基層刮地皮的經(jīng)歷，卻坐擁海量財富，是何原因？據(jù)靠譜的專家分析，這些財富大部分來自于“議罪銀”的回扣或者是通過給皇帝和官員拉皮條得來。來看看和珅與其助手福長安給皇帝的一封奏疏：“查奇豐額于五德在織造任內(nèi)縱容伊子，不行參奏一案，前奉諭旨，將奇豐額革職來京，交軍機大臣究訊。茲奇豐額已于本日來到熱河，臣等遵旨訊問。奇豐額伏地碰頭跪稱，我系內(nèi)務府世仆，由刑部司員蒙恩補放道員，后擢藩臬兩司，用至江蘇巡撫，理宜倍加感激，于地方一切認真查辦，乃五德在江蘇織造任內(nèi)縱容伊子永泰任意苛刻，以致胥役人員心懷抱怨，商賈觀望不前，稅銀短絀，我于彼時不能即行參奏，僅令五德速遣伊子回京，直待降旨詢問，始行奏出，實屬糊涂荒謬，辜負委任。復蒙格外天恩，不即從重治罪，僅予革職，愧懼慚悚，無地自容。今情愿罰繳銀四萬兩，并求轉(zhuǎn)奏賞給苦差，以期稍贖前。”奇豐額包庇下屬被追查，繳了四萬兩白銀，希望免罪之外，還希望再給個官當，即所謂“賞給苦差”，并通過和珅給皇帝上奏。和珅在這中間能白替他傳話嗎？少給了都不行啊。而“英明”的乾隆皇帝只批示了三個字：“知道了”，其實就是認可了。

當時有個叫尹壯圖的官員，對“議罪銀”意見很大，上疏請求“永停此例”。乾隆雖然生氣，但也不敢否認此事，便跟他講道理：第一，奏請永停罰銀之例，想法不錯，這個值得肯定。第二，各省督撫難免偶有過誤，且又非貪污受賄之罪(議罪罰銀本來就會帶動貪污，乾隆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若因此革職查辦一時找不到替代者。從愛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罰款的方式進行薄懲。第三，罰繳的議罪銀都留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第四，凡是貪縱營私的督撫均繩之以法了，從來沒有以罰銀幸免的人(全是睜眼說瞎話)。

尹壯圖自然不服，繼續(xù)上疏跟乾隆斗嘴。乾隆可不慣著他，不久就把他革職了。直到嘉慶皇帝主政，才恢復其職務，但“議罪銀”造成的危害卻再也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