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軍攻打遼東重鎮寧遠城。明軍守將袁崇煥“令閩卒羅立”，發射重達三千斤的紅夷大炮，“循環飛擊，殺其貴人。每發糜爛數重。”當場擊斃努爾哈赤的愛將火狐貍及努爾哈赤的親侄兒，并擊中努爾哈赤坐鎮指揮的黃龍帳，最終導致努爾哈赤因重傷而亡。

為什么閩南人能異軍突起，優先于其它各省份，首先掌握鑄造紅夷大炮技術，并在寧遠之戰勝努爾哈赤？

從地理位置上看，泉州刺桐港位于我國東南沿海中部，與臺灣海峽相交通。自元代起，刺桐港的海外貿易和社會經濟逐漸達到鼎盛。1291年春天馬可？波羅從泉州刺桐港起航到達波斯灣。從此，波斯的阿拉伯人不斷涌入，閩南人與阿拉伯人通婚所繁衍的后代，成為新一代閩南人。馬可？波羅漂泊、奮斗、發跡的人生被新一代閩南人所效仿，1291年馬可？波羅揚帆離開泉州以后，閩南人就步其履轍，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東南亞各國。

相較于中國其它地區，閩南與菲律賓的往來既多且早。早在明萬歷二年(1574年)追剿海賊林鳳的事件中，雙方官府即有所接觸。其時，西班牙人初占菲島，物資供應頗賴每年來航的中國商船，而所載去的貨物當中，除生活用品外，還包括火藥和鐵彈等軍備物資，以及制造銅炮和彈藥的原料。其時，馬尼拉的閩南人也一直維持在數千至三、四萬之多，頻繁的交往為“呂宋大銅炮”鑄法傳華提供了絕佳條件。

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歲的“呂宋慘案”發生之后，死里逃生的馬尼拉閩南人親眼目睹了鋼鐵、文明與技術的厲害，它們比大刀、長矛更占優勢。他們明白只有學西人之長技，才能有效阻止這種慘絕人寰的悲劇再次發生。勤奮好學而又智慧的閩南人不僅學習西班牙人鑄造火炮的工藝流程，還將中國先進的熔鐵工藝與西人的鑄銅技術相融合，巧妙地利用銅的熔點(1083℃)遠低于鐵(1538℃)的物理性質，在“鐵胎”(炮管)澆注冷卻以后，再用泥模或用失蠟法制模，并澆鑄銅壁，透過“鐵胎”外銅壁凝固時的收縮力，加強炮體抗壓強度，鑄造出數千斤重銅鐵炮管的新式紅夷大炮。這種新式紅夷大炮告別了中國傳統火炮的“受藥不多，放彈不遠，不迅不直”和“微弱的炮口初速”時代，成為“無敵天下之神物！”不僅如此，這些閩南人還偷偷學得西班牙人使用火炮的技術，從大炮的測距、瞄準、調整仰角，裝填火藥至最后的發射要領，并代代相傳。

戰爭是武器的威力與作用的歷史見證人。薩爾滸之戰慘敗的七年之后，寧遠大戰在即。由閩南人鑄造的十一門紅夷大炮被安放在城外演武場中。圍繞這十一門紅夷大炮是否參加與努爾哈赤的生死決戰，爭論不休。有人擔心會重蹈遼東戰役之履轍，大炮炸膛而殺害自己的士兵;有人認為這會被敵人所用，主張用鍛鐵將各炮的火門封死，莫衷一是。

“火器把總”彭簪古與孫元化在京城受過嚴格訓練，對這批紅夷大炮的巨大威力與作用心中有數。他們認為可以“憑堅城，用大炮。”以羅立為首的二十六位閩南炮兵支持彭簪古的戰術主張。守將袁崇煥認為這十一門紅夷大炮身管長，管壁厚，射程遠，是擊殺快速密集騎兵的先進武器，他認為“虜利野戰，惟有憑堅城以用大炮一著。”他下令，火速將城外十一門大炮運入城內，架設在東、西、南、北四個城頭。同時命令彭簪古負責指揮東、北方向炮群;羅立負責指揮西、南二面大炮，彼此相互援應。

戰爭的結果，由羅立操射的那尊“三千斤重”的紅夷大炮，擊斃努爾哈赤的侄孫和愛將火狐貍，努爾哈赤本人也被羅立發炮打中黃龍幕帳致重傷而亡！

寧遠大捷是明朝從撫順失陷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是自“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的一個大勝仗！明熹宗圣旨稱：“此七八年來所絕之，深足為封疆吐氣！”

天啟六年三月，立首功的紅夷大炮被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彭簪古因指揮作戰有功，獲加都督職銜，而操管該炮的閩卒羅立被提升為“把總”。

天啟六年四月，禮部更奉旨差官拜祭寧遠退敵的紅夷大炮，正式奠定了由閩南人鑄造的新型紅夷大炮在中國軍事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