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禎在位四十二年，為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最富盛名的皇帝，他的廟號里充滿了仁慈和善，他統(tǒng)治時期不遜于任何一個朝代所謂的盛世，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皇帝。他就是宋仁宗趙禎。一位仁慈的君主。我國歷史上一位推行仁政卻被低估的皇帝。在古代，君權(quán)，相權(quán)，官僚體制橫行的時代，君主的個人能力和人格魅力對社會進程就起到很大作用。一個明君的作用肯定大于一個昏君的作用，因為他更具促進作用。

趙禎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歷代歷史學(xué)家，政治家的稱贊。在宋代，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的許多人都贊美、歌頌趙禎。“仁”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于仁。”他在位期間，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nóng)樂業(yè)，文武忠良。史上有“慶歷、嘉祐之治”之稱，尤以“嘉祐之治”為多。總體而言，趙禎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滿了悲劇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憫人的情懷。

此外他還善于納諫。包拯在擔(dān)任監(jiān)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趙禎臉上，但趙禎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未怪罪他。有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wù)，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趙禎有點為難，想了辦法，讓張堯佐去當節(jié)度使，包拯還是不愿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lǐng)七名言官與趙禎理論，趙禎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jié)度使是粗官，何用爭？”言官唐介不客氣回答道“節(jié)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jié)度使，趙禎回到后宮后，對張貴妃說“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宋仁宗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這在封建時代，也算是很難得的了。因此，他被歷史學(xué)家稱譽為“守成賢主”。總體而言，趙禎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滿了悲劇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憫人的情懷。

趙禎一朝還出現(xiàn)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dǎo)文章應(yīng)明道、致用，領(lǐng)導(dǎo)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而仁宗慶歷初年實施的“慶歷新政”，更為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dǎo)作用。針對宋中期日益嚴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宮、冗兵、冗費現(xiàn)象，趙禎于慶歷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開展“慶歷新政”，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措施。但反對勢力龐大，難以推動，一年四個月后便宣布中止。

此外仁宗統(tǒng)治時期還是宋朝經(jīng)濟最繁榮的時期。趙禎早年生活在養(yǎng)母劉太后陰影之下，作為一個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溫厚，其武功謀略不及宋太祖、宋太宗，在與西夏王朝的長期對峙中表現(xiàn)平平，宋王朝屢戰(zhàn)屢敗，軍事上處于弱勢地位。然而，趙禎知人善任，也想解決當時社會存在的諸多弊端，因而其在位時期名臣輩出。總體而言，趙禎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

盡管有種種外患內(nèi)政上的問題，但仁宗一朝無論如何還是宋朝的治世，除卻軍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都頗有些盛世氣象。治世的出現(xiàn)，與仁宗“恭儉仁恕”的個人秉性與治國方針有關(guān)，他不是一個奮發(fā)有為的英主，甚至在歷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軟，對后宮女色也有相當?shù)呐d趣。但他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意見，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聽了也從不挾憤報復(fù)。

歷代名人對宋仁宗趙禎的反面評價

王夫之在《宋論》中評論趙禎的“無定志”時時“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后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余人。……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

據(jù)王夫之所論，在趙禎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余人，都是屢進屢退，“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沖偶乘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fù)，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讓下面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結(jié)果什么事也辦不成。

王夫之所說是切合實際的。當時，蔡襄曾說他“寬仁少斷’’。在慶歷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趙禎“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非難。三人忠誠則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御之說。……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