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遣唐使以來，中日兩國關系逐漸發(fā)生了微妙變化。日本逐漸從向中國學習、遣使示好，轉而自立門戶、反客為主。到明代倭寇屢屢騷擾東南沿海時，中日兩國關系已經開始惡化。那么，在明代之前的元代，兩國之間又是何種關系呢？

“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樸，曾作有《木蘭花慢》詞一首，詞中提到“伏波勛業(yè)照青編。薏苡又何冤？笑葺爾倭奴，抗衡上國，挑禍中原。分明一盤棋勢，漫教人、著眼看師言。為問鹍鵬瀚海，何如雞犬桃源。”詞中有“倭奴”二字，又稱其“抗衡上國”云云，顯然說明在元代，中日兩國即有不睦乃至戰(zhàn)事了。所謂“伏波勛業(yè)”，是以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征伐越南事，概指元軍諸將東征日本。整首詞隱約表達了元代征伐日本的戰(zhàn)事，但“薏苡又何冤”之句又是何意呢？這就需要進一步聯系《元史》，來作一番史料探尋與揣摩了。

據《元史》卷二○八《外夷一》載：“日本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事實上，白樸詞中所言的“倭奴”古名，源自漢代。公元57年，日本列島南部的“倭王”遣使朝貢，欲借臣屬于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故求漢皇賜封，而光武帝賜其為“倭奴王”。直到唐代咸亨年間，這受封于漢朝的“倭奴國”才改稱“日本”，漸有自立門戶之意。

繼續(xù)查閱《元史》，不難發(fā)現，白樸詞中的中日之戰(zhàn)，有過兩次，且發(fā)生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原本，忽必烈沒有打算東征日本，至元三年到九年間(1266—1269)，還屢屢派使臣出使日本，有通好睦鄰之意。當時，對于鐵蹄踏遍歐亞、一條馬鞭征服世界的大元帝國而言，根本沒有把彈丸之地的日本國放在眼里，以為日本必將臣服。于是乎，他沒有揮動馬鞭進軍，而是派遣使臣去通好了事。

豈料好幾次使臣東渡，要么因風浪巨大無法抵達，要么則因日本方面不作回應而不了了之，到后來，日本更直接拒絕忽必烈的使臣登陸，并明確聲稱不會向元朝納貢稱臣。忽必烈原本只是圖一“虛名”，讓所謂“海內之國無不臣服”的聲名成為事實，并非真心想要日本的朝貢之禮;所以還一直耐著性子，按兵不動。多次遣使東渡，卻屢遭拒絕之后，忽必烈忍無可忍，終于發(fā)兵日本了。

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三日，元軍大小戰(zhàn)艦900艘、28000名士兵、15000名水手等，在都元帥蒙古人忻都、左副元帥高麗人洪茶丘、右副元帥山東人劉復亨等的率領下進攻日本。高麗國王也派金方慶率領大軍隨同出征。這次戰(zhàn)役以元軍占領日本兩島后，又莫名奇妙地撤軍而草草結束。至元十八年(1281)，元軍再次東征日本，用兵達十萬之眾。而這一次則更為詭異，因為海上突起風暴，元軍尚未登陸，已全軍覆沒。還有一種說法，則是稱元軍諸將不和，無法統(tǒng)令行軍，最終不得不以全線撤軍收場。這兩次東征日本，元軍撤軍原因至今眾說紛紜，無法確定。而白樸詞中的“薏苡又何冤”，就正是認為元軍東征日本之所以失敗，源于諸將失和、群臣猜忌而致軍心瓦解。

“薏苡”的典故，仍是出自漢代伏波將軍馬援的史事。《后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稱，馬援征伐越南時，曾聽說當地有一種“薏苡”的植物，其果實(即薏仁)可食用，有輕身健體的功效;服用后還可以避南方瘴氣之害。于是歸國途中，他便將這種植物的種子載了整整一車回來，以便在國內種植推廣。可當時卻有大臣向皇帝誣告，稱馬援載回國的車子里，曾經載有滿滿一車的珠寶。白樸詞中的“薏苡又何冤”，正是以馬援之冤代指元軍內部的猜忌失和，也間接地暗示了元軍東征日本失敗之因。

此后，忽必烈雖還有東征之意，但因種種客觀原因，及群臣諫勸，最終未能再舉戰(zhàn)事。元朝人大都認為，沒有必要為此彈丸之國大興討伐之事;且元軍只擅騎兵攻伐，并不擅海上征戰(zhàn)。白樸曾作有《西江月》詞一首，為之感嘆道：“白石空銷戰(zhàn)骨，清泉不洗飛埃。五云多處望蓬萊，鞭石誰能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