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炮臺公園”(Battery Park)，如今是個寧靜的所在，除了停靠一些短途渡船之外，很少有船只。曼哈頓的主干道之一“西街”(WestStreet)，在這里鉆入了地下，一點噪聲也沒有留下。

緊鄰公園的，除了兩座小小的博物館外，主要就是一個高檔住宅區“炮臺公園城”(Battery Park City)，我在紐約的寓所，就選在了這里。

選擇這里的理由有很多。一是靠近金融區，能夠近距離感覺美國資本的律動;二是緊鄰哈德遜河(HudsonRiver)，又有公園，且抬頭就能看見不遠處的自由女神，風光極好;而第三個理由就是：當年李鴻章從這里踏上了美利堅的國土。

1896年8月28日，這里曾經人山人海，幾乎所有能看見緊鄰炮臺公園的美國航運公司碼頭的建筑物上，都站滿了人，當然，“西街”早已被擠得水泄不通。人們手持星條旗和黃龍旗，歡迎73歲的中國特使李鴻章到訪美國，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

李鴻章的到來，在全美掀起了一股濃烈的“中國熱”，各大主流媒體不惜篇幅進行報道，一時之間，李鴻章成為全美最耀眼的“明星”。

而對于李鴻章來說，這次歷時190天(1896年3月18日~10月3日)的環球旅行，遍歷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和美國等8個國家，橫跨三大洋，行程9萬多里，并非游山玩水，而是肩負著沉重的使命——這是大清國全球外交的重要布局。

老翁出訪

甲午戰爭后，在遠東有切身利益的俄國，聯絡德國和法國，出面逼迫日本歸還遼東。俄國迅速被中國朝野視為可靠的“老大哥”，中俄親善儼然已經成為“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的共同心聲”了。李鴻章出訪的首要目的，就是“聯俄”。

甲午戰爭正酣之際，老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病逝，其子尼古拉二世(即后來被列寧下令處決的末代沙皇)即位。中國派遣了正在京述職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以頭品頂戴作為唁賀專使被派出使俄羅斯。

登基后的尼古拉二世確定將于1896年5月舉行加冕典禮，清政府于1895年12月28日決定再派王之春出席。但俄國公使喀西尼立即提出，王之春品級太低，希望改派宗室王公或大學士出使俄國。

1月4日，光緒皇帝與翁同龢商量出使人選。御史胡孚辰上奏，稱王之春資望太輕，似宜派李鴻章前往。2月10日，已經是臘月廿七，朝廷以慈禧太后懿旨的名義，宣布改派李鴻章為正使，邵友濂為副使。

李鴻章出訪歐美之前，正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李鴻章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成為千夫所指的“賣國賊”。

春節一過，2月14日(正月初二)，李鴻章上《吁辭使俄折》，一方面稱“現在中外大臣，通知洋情，嫻習儀節，堪膺專對者，尚不乏人”;另一方面則乞憐說：“微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齡，涉三萬有余之海路，時逾數月，地隔三洲。凡風濤寒暑之交侵，實疾病顛連之莫保……即使憑杖威靈，長途無恙，亦豈能以殘軀暮齒，從事于樽俎之間。倘隕越于禮儀，殊有傷于國體”。因此，他請求皇帝“收回成命，別簡賢員”。憂讒畏譏之心，溢于言表。

第二天，圣旨下：“李鴻章耆年遠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賀，應派威望重臣，方能勝任。該大學士當體仰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馳驅，以副委任，無得固辭。”

如此嚴命，李鴻章只好領旨，便上了一份《使俄謝恩折》表態說：“俄國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異俗至崇之禮，但有益于交鄰之道，何敢憚乎越國之行？”

同日，朝廷命張蔭桓接替李鴻章與日本談判通商條約的事宜，李鴻章總算甩開了又一個“奉旨賣國”的苦差。

2月20日，光緒皇帝再次下旨，命李鴻章同時訪問德法英美等國。次日，還加恩給李鴻章兒子李經述賞帶三品銜，隨同出訪，以便照顧李鴻章生活起居。隨后，又根據總理衙門的奏請，命李鴻章與出訪各國商量提高關稅的事宜，為支付給日本的巨額戰爭賠款開源。

李鴻章立即開始出訪準備。在他2月25日上奏的《隨帶人員折》，附了兩道片奏，一是《洋員參贊片》，請皇帝批準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所奏，帶外籍稅務司柯樂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維德(美)等五人隨行。

另一道片奏則是《李經方隨往片》，從這份附片很能體察李鴻章當時的心境。當時，朝中有人攻擊他帶長子李經方隨行，他對此進行了反駁。李鴻章說，李經述向未學習洋務，此次隨同出訪只能“在起居動履方面盡心侍奉”，而李經方“幼曾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嗣充駐英參贊，游歷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國風土、人物、往來、道里，均所熟諳……若得李經方同行，則程途之照料，賓客之酬應，均可分勞。”

李鴻章坦率地道出了心結：“馬關之役，勢處萬難，所有辦理各事，皆臣相機酌奪，請旨遵行，實非李經方所能為力。”朝廷將“賣國”的使命盡交李家父子，這是李鴻章最耿耿于懷的，而上年甚至還指定李經方負責向日本交割臺灣，李鴻章極力推辭，遭到光緒皇帝痛斥。李鴻章力爭李經方隨行，很有些分謗的考慮在內。

2月28日，正月十六，花燈正鬧的時節，慈禧太后接見了李鴻章，密談數小時。一般認為，他們談的焦點就是與俄結盟的重大外交戰略。

合縱連橫

聯俄之外，李鴻章此次出訪還有一個使命：提高關稅。在列強武力壓迫下，當時的中國關稅僅為“值百抽五”(即5%)，幾乎成為自由港，但對日巨額賠款，卻不得不再打關稅主意。這又是一樁不容易見效的苦差使。

而在促成李鴻章出訪的各種因素中，各方研究者恰恰忽略了最為關鍵的一點：“黃禍”。

甲午戰爭后，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黃禍論，擔心龐大的中國龍在已經西化的日本的“領導”下崛起。從1895年起，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黃禍”問題不斷通信、交流，威廉二世還特意請畫家克納科弗斯創作了一幅油畫《黃禍圖》贈給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廣為散發。《黃禍圖》的畫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執閃光寶劍，正告誡著歐洲列強的各保護神：“黃禍”已經降臨！懸崖對面，象征“黃禍”的佛祖(指日本)騎著一條巨大的火龍(指中國)正向歐洲逼近。天空烏云密布，城市在燃燒，一場浩劫正在發生。威廉二世還在畫上題詞：“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在這樣的人種危機感中，在停戰后的中日之間進行分化瓦解，是一種很正常的心態。根據美國《芝加哥先驅報》1896年6月21日報道，德國媒體和民眾對李鴻章的訪問表現了熱烈的興趣，而同時訪德的日本名將、著名政治家山縣友朋，卻受到了冷遇。雖然德國在野黨認為這是大錯誤，但德國政府照樣“親華反日”。在這些背后，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發現“合縱連橫”的影子。

棺材話題

各國的報紙報道說，李鴻章為這次出訪帶了一口華麗的棺材，以免萬一客死他鄉。

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峰感慨道，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慘敗后，“尋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憂憤死者幾希。雖然，彼以七十三歲之高齡，內則受重譴于朝廷，外則任支持于殘局，挺出以任議和之事，不幸為兇客所狙，猶能從容，不辱其命，更輿櫬赴俄國，賀俄皇加冕，游歷歐美，于前事若無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盡管《紐約時報》在隨后采訪李鴻章的發言人時，證明“這是一個編造的故事”(1896年8月29日)，但在四年后，《紐約時報》卻再度報道說李鴻章出訪時所帶的棺材將在法國馬賽進行拍賣(1900年6月10日)。

至于李鴻章是否真的攜帶了棺材出訪，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老大帝國的外交關系與國際運籌，不得不依靠一個隨時可能謝世的七旬老翁去遠涉重洋，這棺材、或者說棺材話題本身，就預示著大清的命運？

從李鴻章接受這一特殊使命開始，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媒體，都開始密切關注這位古稀老人的環球之行——與首次出訪的中國領導人的會談，將不僅僅影響到自己與中國的雙邊關系，還將進而影響到國際政治的格局。

各國政府開始進行周密的接待準備，更開始重新梳理自己的對華政策。尤其在美國，在經歷了一波激烈的反華熱潮后，“親華”的熱潮開始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