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這一天，氣氛非同尋常。在押的300多名偽滿和國民黨戰犯忐忑不安地坐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大禮堂中。禮堂中央懸掛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特赦大會”紅色條幅分外醒目。

會場一片寂靜，戰犯們既激動又緊張，不安地望向談笑風生的管理人員，他們手中握著的正是特赦名單中。

“愛新覺羅·溥儀！”

原本不停地在心中祈禱的溥儀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緩緩地走到主席臺前。他伸出顫抖的雙手，接過特赦通知書，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當溥儀轉過身時，人們發現他早已是淚流滿面。

所有人都沒想到，第一個被特赦的竟然是這個末代皇帝。

其實，溥儀最該感謝的人是毛澤東，原本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但毛澤東卻說：“要放，就先放‘皇帝’，我們共產黨要有這個氣魄。”

幾天后，溥儀和同一批特赦的獄友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平生第一次與老百姓們坐在一起，溥儀感到既興奮又新鮮。新中國是什么樣子的？未來的生活又會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聯翩的時候，車上發生的一幕給了他最好的答案。

一個小姑娘突發闌尾炎，女教師坐火車帶她趕往沈陽治療。乘客們紛紛為她們讓座，乘務員也連忙打電話請沈陽站的工作人員協助。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記錄了這感人的一幕，并感嘆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在今天也已變成了現實。”

1959年12月9日，溥儀走下了列車，幾個兄弟姐妹早在站臺上等候多時。

一聲“大哥”，讓溥儀心中五味雜陳。雖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卻從來沒聽到過這個親切的稱呼。那時，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這些弟弟妹妹則是臣服在他腳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儀第一次體會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溫暖。

回京不久，周恩來就在全國政協會議室接見了溥儀。周恩來問溥儀：“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從事哪方面的工作？”溥儀說：“我對醫學感興趣，在戰犯管理所的醫務所幫過忙，所以我想當個大夫。”

周恩來卻不贊成，風趣地說：“你就會改藥方，非得給人家治死不可。”聽了周恩來的話，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儀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來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屬北京植物園參加勞動。行前，周恩來請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平杰三轉達了幾點意見：“下放勞動一年，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禮拜天可以休息。每兩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動，生活困難另外補助……”

據說，有人曾建議安排溥儀到故宮去勞動，周恩來不同意，他說：“故宮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來看‘皇上’，怎么辦？”作為一國總理，周恩來為溥儀考慮得不可說不細。

對于溥儀的到來，植物園領導非常重視，大家對溥儀的態度也很友好。帶著溥儀干活的冀緒英回憶，開始溥儀總是一聲不吭，開生活會時也只是悶頭作筆記，從不發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這種拘束感才慢慢消除，開始和同事們熟絡起來。

溥儀待人隨和，愛跟年輕人開玩笑，拍人肩膀時也特別使勁。盧思聰記得，一次小伙子們逗他講清宮秘聞，溥儀說自已小時候愛吃春餅，有一回吃多了，兩個太監就拎著他的胳膊往地上礅，說是幫他消化。溥儀講故事時的樣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著暢快地笑起來。盧思聰說，溥儀從不忌諱談清宮的事，但對日本人他卻從來不提。

第一次面對獨立生活，溥儀的糊涂和邋遢也給同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植物園研究員董保華記得，有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見溥儀在自己家周圍轉悠，一問之下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來溥儀晚飯后出門遛彎，走著走著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另一位研究員范增興則經常看到溥儀穿衣服扣錯扣子。“我說他，他也不生氣，哈哈一笑，說：‘我怎么這么笨啊！’”

不過，溥儀也有發火的時候。植物園附近住著很多旗人，一天，溥儀剛從公共汽車上下來，一些旗人忽然跪倒在他面前，還口稱“皇上”！溥儀向同事們講了這件事，非常生氣地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還來這一套！”

溥儀對于政治生活的熱情，也是旁人無法想象的。1960年11月26日，溥儀隨同事們參加了當地的人民代表選舉。

那天，溥儀鄭重其事地穿上了會見外賓時才穿的中山裝，在與同事們一起投選票時，他甚至激動得落淚。事后，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拿到了那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我覺得把我有生以來的所有珍寶加起來，也沒有它貴重。我把選票投入了那個紅色票箱，那一剎那，我覺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6億同胞一起，成了這塊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有人覺得不解，因為選舉權在別人眼里太過平常了，但只有溥儀才知道這一張薄薄的選票對他意味著什么，它代表著新社會對他的認可。

一次，在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時，溥儀曾幽默地說：“我曾經做了4次皇帝。第一次是3歲時繼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張勛在北京復辟，擁戴我做了10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東北把我扶上了偽滿洲國皇位;第四次當皇帝是在前年，我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獲得了選舉和被選舉的全部權利。現在我同其他中國人民一樣，是一個‘集體皇帝’。”

1961年初，溥儀結束了在植物園的勞動。之后，溥儀和第一批特赦的7個人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在此期間，溥儀還鬧出了不少笑話。溥儀當時住在機關大院東小樓下面的兩間房屋內。當時在機關吃飯要換飯票，有一次溥儀來飯堂吃飯，因為他嫌算賬太繁瑣，就把自己的錢包往窗口一擱，對服務人員講：“需要多少錢，你們自己拿，需要多少拿多少。”

溥儀在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車時也發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溥儀出門乘坐公共汽車，一心秉承“女士優先”的紳士原則，所以在上公共汽車時總是讓女同志先上車。

司機以為他不乘車，將車門“啪”的一聲關上，一溜煙兒開走了。溥儀這才著急起來，一邊追一邊揮手大喊，司機看見了才停下車，讓溥儀上來。據說，這是那趟公共汽車營運以來第一次中途停車。

時間一轉眼又過了3年，溥儀迎來了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這一年，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幾經修改終于付梓出版，同時他也成為了一名全國政協委員。1964年12月30日，溥儀手持紅色封皮、印著燙金字的出席證，出現在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的大廳里，這是他第一次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會議。

此時的溥儀已是年近六旬的小老頭，他害怕寂寞，愛開玩笑，愛和妻子逛北海、頤和園，最讓他憤怒的是別人認為他沒有改造好，如果有人將他看作是沒有改造好的“皇帝”，他就會拂袖而去。

1967年，溥儀生了重病，臥床不起。對于這個世界，他還有太多的留戀和向往，臨終的前幾天，他曾拉著前來探視的朋友的手說：“我不該死得這么快！我還沒有多做點兒事……”10月17日，溥儀因腎癌晚期在北京人民醫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