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后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文曲星轉世，由于民間傳其黑面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包拯（資料圖）

在中國，無人不曉包拯。包拯執法嚴明，鐵面無私，剛直不阿、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形象流芳百世。翻讀史書，記載最多的是包拯治理開封府的事跡：敢于懲治權貴們的不法行為，堅決抑制開封府吏驕橫之勢，及時懲辦無賴刁民，以致民間流傳“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民謠。其實，史書也還記載著包拯“寬民利國”的經濟思想。包拯在歷官三司戶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間，先后出任京東、陜西、河北等路轉運使，每至一地，都以減輕民間負擔、改革弊政、發展生產為己任，在經濟方面做了許多利國益民的事情。然而，史書卻很少記載包拯對于官僚機構臃腫、冗員泛濫成災，導致盤剝百姓，民不聊生，社會腐敗的尖銳抨擊及其卓越的政治遠見。

近讀史書，見記載有《包拯集·論冗官財用等奏》上的一段文字，猶似醍醐灌頂，大受啟發。

包拯在任開封知府之前，只是諫院的一名普通官員。但當時他就敢于仗義執言，上疏朝廷，痛陳弊政，為民請命。包拯在這篇上疏里列舉了官僚機構龐大，各級冗員繁雜，財政來源枯竭，人民不堪重負等嚴重現象。

他指出，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間，天下文武官員總計9785人，可是，當朝(宋仁宗嘉佑年間)朝廷內外官員總數已達到17300人，(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北宋大觀三年人口約11，275萬。由此推算，嘉佑年間人口不會少于1億，這樣估計，當時官民比例約為1：5500)這還未統計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選人等，官員增加了一倍多！他回顧歷史說，唐堯、虞舜時代，官員只有百人，夏商時官吏增加了一倍;周代設立六官，官員及部屬逐漸增多。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設立郡縣制，設立三十六郡，郡下設縣，于是官員大量擴充。到漢、魏以及隋唐，官員更加繁多。接著，他筆鋒一轉，指出前朝“雖設官浸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之甚也。”

包拯（資料圖）

那么，這么多的繁官冗員是從哪里冒出來的呢？包拯指出：除了朝廷命官之外，一是“臺寺之小吏”，即御吏臺、大理寺、中書監等各官府所設的下屬機構中額外增加的官吏、衙役。二是“府監之雜工”，即各官府為自己辦事方便而增加的勤雜官員。三是“蔭序之官”，即因祖上做過官、立過功而受封的家屬子女，或憑關系受照顧的親屬、官親貴戚。四是“進納之輩”，即用金錢或買或捐的官吏、衙役等等。同時，國家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每次也要錄取一千余人。

北宋冗官現象有其封建王朝的制度共性，也有其時代特性。北宋前期，在統一國家過程中，采取“偽署并仍舊”的辦法，同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在保留后周舊機構的基礎上又增設了一些平行的新機構，使之互相牽制。這樣，就形成了“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的現象。結果，一是造成官名與實際職權不一致，因而職責不明，上推下卸，互相推諉，政事淹滯;二是造成機構繁復，彼此牽制，導致重床疊加，閑官過多，效率低下惡果;三是造成冗官冗費，耗竭財力;四是造成寄祿官制度混亂，這種與前代風格不同的品秩制度，職事分離，使得庸碌腐敗的官員大增。

包拯（資料圖）

面對種種官制痼弊和財政窘困的局面，自真宗朝以后的歷朝有識之士，大多上奏要求“去冗”、“減費”、“裁官”。尤其到了仁宗以后，問題已成燃眉之急。當時，不少“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子和官員，紛紛上書朝廷，要求改革癥弊。范仲淹就向仁宗條陳十事，主持“慶歷新政”，革新吏治。包拯，也是強烈要求改革弊政的一名有識之士。

包拯在這篇上疏里不無憂慮地指出，現在，全國有州郡320個，縣1250個。按照定額用吏不過五六千人，現在已經超過三倍多。“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吃國家俸祿的官吏日益增多，耕種田地的人一天比一天減少，造成國家財用、老百姓物力更加匱乏。現在國家每年的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先祖時國家所征收的稅目只是實物，后來收取賦稅時將實物折算為錢，這樣，稅戶在常稅之外增加了五六倍的賦稅。包拯痛心疾首地大聲疾呼：“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稅率本已很重，再加上官府橫征暴斂日益嚴重，且沒有止境。土地不會增加，納稅的老百姓已經一無所有，而官吏冗員多，所耗用度就多，長此以往，國家的根基能安定穩固嗎？

包拯以其卓越的政治眼光和膽魄一針見血指出：“欲求其弊，當治根源，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為此，他強烈建議“澄汰冗雜”，裁減多余的官吏和勤雜人員，嚴格科舉制度，科舉考試公榜無名的全部免除等。同時建議停止不急需的建筑工程，減少宮中過分奢侈，節省朝廷內外多余的不正當費用。包拯警告說：“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如果這些多余的官吏和勤雜人員不裁減，國家支出不節省，籌劃的再好也不能挽救現狀。

包拯（資料圖）

今天，我們讀包拯的這篇上疏，仍然能強烈地感受到包拯“以天下為己任”的憂國憂民之心，作為封建時代的一名官員確實難能可貴。可惜，史書上并沒有記載包拯上疏后的結果，我們也無從知道宋仁宗閱此奏后的感想和舉措。當然，作為封建帝王，要奉行歷代相沿的爭取地主階級各階層廣泛支持的政策，只得避開宋代官僚政治中冗官成災這個核心問題。至多在維護宋王朝統治的前提下，采取治標的策略，在機構設置、職守調整和清理品階上做些“微調”。據史載，以后的宋神宗開展了“元豐改制”社會改革運動，對中央政府機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調整和精簡，成為中國古代官制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如此而言，元豐前代的范仲淹、包拯等有識之士嘔心瀝血的努力并沒有白費。同時，包拯“澄汰冗雜”的思想也給當代的中國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這也是今天我們懷念“包青天”的另一個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