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廷玉是康熙留下來的重臣，更得雍正重用。可以說，他和怡親王允祥是雍正的左膀右臂。雖然史上張廷玉并非雍正的首任領班大學士，但他是在雍正朝急劇高升的第一人。雍正彌留之際，特地“遺詔以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命他日配享太廟”(《清史稿·張廷玉傳》)，以防后繼之君打壓先帝之臣。

乾隆確實不待見張廷玉，讓書生意氣的張廷玉心灰意冷。當他告病退休時，乾隆恩威并施，說：“卿受兩朝厚恩，且奉皇考遺命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張廷玉一再乞求，乾隆仍是不允：“為人臣者，設預存此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則奉身以退，誰復出力為國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

乾隆對張中堂不友善，時不時玩動作，一邊續聘張廷玉為首輔掌機要加三等伯爵;一邊挖苦張廷玉“以繕寫諭旨為職”，“毫無建白，毫無襄贊”，“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

在乾隆眼里，張廷玉不過一個寫寫文書、抄抄上諭的高級文案而已。

難道這位貫穿雍正朝始終極其受重用的一代名相，張廷玉真的只是抄寫高手嗎？

雍正重用張廷玉，程度至極。他不但讓張廷玉長期任首輔大學士和領班軍機大臣，還在十一年將剛考中進士的張家長子張若靄直接選入南書房，出任禮部尚書。

不能否認，張廷玉得以雍正如此優待，有些裙帶關系。康熙二十二年，胤禛六歲進南書房，跟從張英學習四書五經，向徐元夢學習滿文。張英就是張廷玉的父親，也就是說雍正和張廷玉是師兄弟關系。

也正是有著這層關系，雍正打擊政敵兄弟，師兄張廷玉始終不說不，而且堅定不移地出謀劃策。故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康熙彌留時為防止新君即位遭兵變，和張廷玉對隆科多演了一出請君入甕的厚黑戲;老八搞所謂八王議政向雍正逼宮，張廷玉臨危救駕，一番翔實的史料分析，大氣凜然地擊潰了八王議政的假把戲啊。就是其弟張廷璐被設計為科場舞弊案的主犯，也是張廷玉大義滅親、臨場觀刑，大大地支持了雍正！

雍正整頓吏治、推行新政，張廷玉“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從不說不。

而在歷史上，張廷玉確是一個理財輔政的大才。

士為知己者死，皇帝給了臣子最大的殊榮，臣子報以皇帝最誠的業績。

一、社會維穩

康雍之交，大批流民涌至浙閩贛粵邊界深山老林搭棚居住，墾山種植，呼朋引類，生息日久，人員愈多，既不可驅令回籍，又不聽編入縣冊。偶遇年谷不登，輒結黨盜竊，為地方之害。張廷玉聞知此事，立即向雍正帝奏報，折中建議，妥善處理，對朝廷區分匪黨、安撫流民、選賢任能、收服民心及實現社會安定，無疑起到了防患民變的實效之功。

二、制度建設

清初襲前明舊制，官員有事報告皇帝，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題本蓋印，奏本不蓋印。這兩種文書都是公開的，不利于下情上達，且題本辦文程序繁瑣，容易泄密。張廷玉把奏折制度化，重要的事務，地方官員都先撰擬奏折，經過皇帝朱批，認可之后才寫題本作正式報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內容，不得寫入題本。題本由此成為官樣文章，奏折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成為主要官方文書。這一制度堅持到清末。

張廷玉為保證奏折的內容不致泄漏，給朝廷訂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這種官方文書制度被確立下來，不僅方便了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關乎著君臣間權力的分配。

三、襄贊軍機

《清史稿·張廷玉傳》記載：雍正“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設軍機房隆宗門內，以怡親王允祥、廷玉及大學士蔣廷錫領其事。嗣改稱辦理軍機處。廷玉定規制：諸臣陳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內閣擬旨;要事用摺，自奏事處上，下軍機處擬旨，親御朱筆批發。自是內閣權移于軍機處，大學士必充軍機大臣，始得預政事，日必召入對，承旨，平章政事，參與機密”。

雍正八年，長期和清廷對抗的蒙古準噶爾部煽動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決定出兵征討。因戰事緊急，軍令需要迅速處理和嚴守秘密，即令在隆宗門內設立軍機房，嗣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

張廷玉就軍機處的性質、官職、職能、紀律等方面，都作了嚴格規定：軍機處參予官員奏折的處理和諭旨的撰擬;軍機章京負責謄寫、記檔及日常工作;軍機處設《存記簿》，“奉旨存議”事務，一律登記;“密事有件”，密封存檔，屆時拆閱辦理等。這一整套嚴密的規章制度，不僅加強了皇權統治，避免了政出多門以及失、泄密現象的發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統一了辦文機構，保證了檔案的齊全、完整與安全，為利用和編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注意啦！《雍正王朝》中的軍機處，沒有了蔣廷錫，增加的廉親王允禩和隆科多。事實上，軍機處于雍正八年才設置，而允禩死于雍正四年九月，隆科多死于雍正六年六月。軍機處設置時，允禩和隆科多早就死了。

四、整頓刑律

康熙晚年被諸子奪嫡弄得筋疲力盡，留給雍正的朝局外強中干，吏治松弛，政治不清，國庫空虛。

張廷玉以大學士兼尚書，先后掌管禮部、戶部和吏部，繼續他在原任吏部左侍郎的風范，堅決摒除請托行賄之風，嚴懲了奸胥滑吏，是貪官蠹蟲敬而生畏的“張老虎”。

他以身作則，即便是兒子看他喜歡一幅畫，擅自要來，掛于書法，被他看到當即發怒辭退。

他身居要職數十年，卻“門無竿牘，饋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凡別人饋送之禮，價值超過百金則拒絕。就連雍正顧念張廷玉生活清苦，賞銀兩萬兩，張也不敢收。雍正說：“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

張廷玉對于清朝刑律整頓與改革，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清史列傳·張廷玉傳》記載，張廷玉于雍正“十一年三月，條奏：‘慎刑二事：一、各省人犯，罪重收禁，罪輕取保。獨刑部遇各衙門送犯，不論事情大小、罪犯首從，俱收禁，致累無辜。請敕議送部人犯，分別收禁、取保，定例遵行;一、刑部引用律例，往往刪去前后文，止摘中間數語，即以所斷之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擬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都察院、大理寺同為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院寺駁正，不改即行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草率行事，一并處分。’”張廷玉奏改刑部濫禁、濫引律例之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很快得到了雍正的反應，“命九卿議行”。

至于雍正推行的攤丁入畝、耗羨歸公、養廉銀和改土歸流等制度，張廷玉都是最堅決的執行者和推動者。所以，雍正認為張廷玉“自簡任綸扉以來，只遵朕訓，仰體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職”，“贊襄機要，公正無私，慎重周詳，事事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