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劉備集團的鐵桿之一，早在劉備涿州組織武裝鎮壓黃巾起義時，魏延就是其中的一員，是劉備集團的鐵桿之一，這從劉備的任命可以看出。公元219年，劉備自稱漢中王，并要返回成都經營后方。

漢中軍事、經濟地位十分顯要，自然要挑選重要將領在此鎮守。大家都認為，鎮守漢中的職任必張飛無疑，張飛也是這樣看的。

出乎眾人之所料，劉備卻任命魏延擔任漢中太守，并提拔為督漢中鎮遠將軍，以至任命一發，全軍盡驚。因此說，他雖然是義陽籍貫，卻是不折不扣的涿郡籍幫派骨干。劉備、關羽、張飛等去世之后，魏延是當之無愧的涿郡籍頭面人物。

劉備死后，西蜀進入諸葛亮時代，從魏延排擠打擊的經歷，可以看到諸葛亮幫派主義的官吏路線。此時的魏延進入了人生的尷尬時期，一方面，職務爵位在大步升遷，諸葛亮封侯時候，魏延被封為“都亭侯”。公元227年即第二次“北伐”，諸葛亮令魏延為副帥，還兼任相府司馬，涼州刺史。

公元230年，魏延與曹魏名將后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大戰于陽溪并獲得全勝。軍事勝利給魏延帶來更多的榮譽，升職征西大將軍，假節(即持有皇帝符節，代皇帝出巡)，封南鄭侯。南鄭侯屬于縣侯，高出諸葛亮武鄉侯一個等級。

關羽是漢壽亭侯，張飛是西鄉侯，李嚴雖負白帝城托孤之重，也僅是都鄉侯，黃忠雖立有諸多功勛，爵位僅是沒有采邑之地的關內侯。

截至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軍諸多將領中，授“征西大將軍”軍銜的，惟魏延一人;獲得“假節”這一殊榮的，只有張飛、諸葛亮、李嚴、魏延四人;惟關羽遠在荊州，相對獨立，因之“假節鉞”(即擁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斬后奏的權力)。魏延較之前四個，獲得的榮譽為最高;同關羽相比，互有高低。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遭受打壓排擠。

后劉備時期，政令軍令皆決于諸葛亮一人，劉禪不過一印章皇帝。魏延一再升遷，與其說是諸葛亮對魏延功勞、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獎，莫如說是對他以安撫手段達到排擠疏遠的目的。

諸葛亮五出祁山時，重用荊州籍，打壓涿郡籍代表人物魏延比較明顯。第一次出兵“北伐”，眾將領一致推薦由涿郡籍魏延、或者益州籍宿將吳壹做副帥(督前部)，諸葛亮堅決不肯，而是提撥毫無軍旅經驗，資歷甚淺，威望不夠的馬謖擔任副統帥。這中間既有提拔親近馬謖掌控軍隊的內容，也有打壓排擠魏延的意圖。

打壓排擠歸打壓排擠，魏延畢竟是不可多得的軍事干才，要取得“北伐”勝利，還得利用魏延深得士卒愛戴，而且勇猛過人的才具。與此同時，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為參軍后遷長史的綏軍將軍楊儀。

楊儀是小人得志，攀上諸葛亮這棵大樹后，根本把魏延不放在眼里，關系緊張到開會期間，魏延拔刀要殺楊儀的程度。鬧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夠激烈了，諸葛亮卻對此卻不置一詞，僅只是恨恨連聲。費祎充好人，經常調解勸說，分別利害，以至召開會議時，要坐在兩人中間，以防變故出于突然，實際在保護楊儀。

在等級森嚴的專制社會，雜牌的綏軍將軍楊儀，與征西大將軍、南鄭侯、涼州刺史的魏延地位相去殊遠，魏延沒理由同一個下級將領過不去，楊儀沒理由蔑視魏延，更沒膽量同魏延怒目相向。正常情況下，楊儀即令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委婉提出，或私下講給諸葛亮，何止爭論得魏延要拔刀殺人！

作為三軍主帥的諸葛亮，面臨如此局面只是恨恨連聲卻不置一詞，就值得仔細思考。別說是最高級別軍事會議，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門，兩個副職不顧大局鬧矛盾，常常使會議炸場子，主持會議的主官絕不能漠然置之，他必須私下談話，評論是非，不容許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如不能解決，會斷然采取組織措施，太丟自己的臉面了！楊儀的目無長官，諸葛亮恨恨連聲而不予解決，只能理解成諸葛亮是楊儀的幕后主使，有意縱容楊儀牽制魏延。沒有諸葛亮背后支持，楊儀不敢肆無忌憚;魏延殺楊儀，也是殺給諸葛亮看的。

諸葛亮死后，魏、楊內訌迅速爆發，魏延是內訌中的失敗者和犧牲品。內訌在極不適當的時機爆發，諸葛亮臨終安排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楊儀沒有指揮軍隊的經驗和威望，軍職不過是雜牌將軍，且同無以匹敵的征西大將軍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標準，應該說楊儀腦后生有反骨。此公曾經是曹魏荊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叛傅群投降關羽;而且有致命缺點，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狹窄，難以與人和衷共濟。曾因同主官董允鬧矛盾，被劉備虛懸起來。楊儀追隨諸葛亮之后，與蔣琬同為丞相參軍、長史，自以為資格老，才能也超過蔣琬，對不被推當做接班人心懷憤懣，竟后悔統率大軍從五丈原撤回時，沒能舉眾投降曹魏，由此可見楊儀德行。

諸葛亮臨死之前，在軍中召開善后會議，讓綏軍將軍楊儀統率主力撤退，由征西大將軍魏延斷后，如果魏延不聽從安排，大軍依然按計劃撤退，不理會魏延。

此時諸葛亮似乎有一些饑不擇食，顧不得楊儀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于匆忙中做出不計后果的決定。

其實不然，他的臨終安排經過了深思熟慮。因為籍別的不同，諸葛亮沒有忘記自己以及荊州藉派系的前途命運，自知一死，除過劉禪，魏延已經沒有制約。如果由魏延掌握至為重要的軍權，近則會不顧客觀現實繼續“北伐”，遠則會危及荊州籍前途命運，這同自己身后名譽地位密切聯系。所以病逝前召開軍事會議，排除了首先應該參加的征西大將軍、副統帥魏延，只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祎、護軍姜維等作身后撤退安排。讓楊儀率領全軍秘密撤退令魏延斷后。從而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飲者。聽到諸葛亮病逝楊儀領軍撤退的消息，氣勢洶洶地說道：“丞相雖死，我還在這兒，相府親屬和文官運送靈柩回去安葬，我理當率領諸路大軍繼續北伐。況且，我魏延是什么人，能讓楊儀吆五喝六，給他斷后！”同時扣押了傳達軍令的費祎，脅迫其聯名發出截然相反的軍令。費祎見大事驟變，借口為魏延說服楊儀交出軍權脫身逃回。

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軍變，雖然不是針對蜀漢政權的謀反，也是針對代帥楊儀的奪權。此時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長期遭受排擠打壓的怨氣怒氣，沒有因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瀉，更因安排楊儀領軍而惡氣攻心，他的這一不尋常做法，犯下三個致命錯誤。

其一，對諸葛亮死后軍心士氣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計。本來，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窮兵黷武、一意孤行的舉措。

西蜀小國寡民長期遭受戰爭水火的蹂躪，苦戰厭戰反戰的情緒由來已久。諸葛亮一死，將士思歸情緒潛然隱藏于舉哀背后，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與強大的曹魏交戰，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軍變的特征。軍變貴在詭秘而速發，應在條件允許范圍內，做得讓對方毫無覺察。魏延既同費祎聯名簽署了軍變的命令，就不能放費祎歸去，更何況費祎是荊州籍核心人物。應設法賺來楊儀、姜維等，能多賺一個是一個，許進不許出。魏延通過公開誠信的手段實現軍事陰謀，已構成一對目的與手段極不相容的矛盾。費祎一走，軍事陰謀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敵，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動而受制于人了。在楊儀率兵回撤后，軍變事實上已經流產。

其三，缺乏應變的策略。在軍變尚未發動就已失敗的情況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張，居然率領斷后部隊徑先南歸，并燒毀主力部隊回歸的褒斜棧道。

不夸張地說，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楊儀之間爭奪軍事指揮權，惡化成兩支西蜀大軍的對立;把諸葛亮退軍和自己進軍的分歧，公開于全軍上下;更把自己擺在全體將士的對立面，士兵們歸心似箭，同魏延繼續“北伐”的意圖尖銳對立。三對矛盾中，魏延都處在孤立地位。所以，在南谷口與楊儀軍隊相遇發生局部戰斗時，魏延率領的部隊，知道錯誤在魏延，所以不肯為他賣命，剛一接觸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幾個。

在楊儀、魏延矛盾激化時，惟一能緩解協調的是西蜀朝廷。此前，兩人都有表章飛奏，相互指責對方“叛逆”。毫無權力的劉禪，只能聽從朝臣的議論。

在情況完全不明的時候，群臣本無從盲目表態，穩妥的辦法，是命令雙方脫離接觸，規定出各自的回軍路線，先將軍隊帶回漢中再調查處理。然而，良性的處理意見并沒有產生。按照陳壽的認識，是因為魏延勇猛過人，驕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遠之這一表面和諧，實則過分緊張的關系。緊張關系在關鍵時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級官吏董允、蔣琬等，像押寶一樣“保儀疑延”。依陳壽眼光，這是西蜀朝堂情緒化處事方式促成的錯誤判斷。

蔣琬、董允等長期從政，久歷宦海，大事當頭，不會愚蠢沖動到這樣沒有理智的地步，魏延畢竟是西蜀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又領兵在外。

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應該好言撫慰，將其賺回再處理不遲，沒必要打草驚蛇，失去撲捉叛臣的機會。只能是一種可能，就是諸葛亮推薦安置在劉禪身邊的這些人物的心胸，比諸葛亮還要狹隘。在關鍵時刻，狹隘的集團利益障住了他們的視野，蔣琬等人的表態，不過是黨同伐異，是出于狹隘的派系利益“保儀疑延”，乘此機將難以駕馭的魏延除掉，從而掃除荊州籍繼續掌權的最大障礙。

諸葛亮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魏延又不自覺地端起來一飲而盡，最后的結局已無法改變。魏延被馬岱追殺于虎頭橋(今漢中市北街十字，有虎頭橋遺址)，之后，楊儀又將他“夷滅三族”。

魏延殺楊儀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沒必要向劉禪表奏楊儀“叛逆”，沒必要攔截主力歸路，而是順理成章的率軍北投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