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從一開始就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堅決抵抗。因此，日本一邊加緊侵略，一邊積極尋求在華“代理人”，先后在中國建立了各色傀儡政權達數十個。汪偽政府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日占時期的上海，投敵“合作”的事例比比皆是，合作的形式也多種多樣。各種形式的合作都有其背后的利害考量，對于大多數合作分子而言，只是出于一己之私，僅僅是“誰給錢就為誰干”而已。但對偽政府頭目汪精衛來說，他的投敵可謂是“經過政治上深思熟慮的”。曾幾何時，他是國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殺攝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寫下傳頌一時的名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就連審判他的肅親王也被他的人格與情操所感動，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此時他的所作所為卻在中國歷史上被看作與秦檜、石敬瑭齊名的大漢奸，何以如此天差地別？

對他來說，“拯救國家不需要重慶政府主張的那種殊死抵抗，而應寄希望于‘一種合理的和平’和加入日本宣傳的‘東亞新秩序’”。因為他“對衰弱不堪的中國軍力的失望，對統一戰線以及共產黨人操縱統戰感到仇恨”，只有與日本合作才是符合他理想的“救國”道路。

“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日偽政權

“大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侵華時打出的旗號。該構想出現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的“第二次近衛聲明”中。此后在日本的不斷醞釀下，1940年7月26日，日本內閣會議制定的《基本國策綱要》中提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構想，即“建立以皇國為核心，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主干的大東亞新秩序”。

而“大東亞共榮圈”作為一個正式的概念首次出現于1940年8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會見記者時發表的《基本國策綱要》中。“大東亞共榮圈”始作俑者雖是松岡洋右，但這絕不是他個人所為，而是日本的“國策基準”。這種既定政策在中國的施行需要找一個合適的“代理人”。

早在1937年日本進入中國時，就在積極尋求這樣的人選，企圖誘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以期達到不戰而滅亡中國的目的。只是在全中國人民的反對聲下，蔣介石政府不敢接受日本提出的誘降條件，日本所謂的“和平”交涉未能成行。但是，日本對蔣政府實行誘降的努力一直沒有放棄，1944年9月還將制造直接與重慶政府會談的機會作為首要目標，直到重慶政府返回南京的前一刻。

因為蔣介石政府的不肯合作，致使日本有了另辟蹊徑尋求新的“合伙人”的打算，并且制造“不以重慶政府為談判對象”的輿論上的壓力，企圖以下定決心扶植新的偽政權的辦法來逼迫蔣介石政府投降。“如果中國現政府不來求和，則今后帝國不以此政府為解決事變的對手，將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與此政權簽訂調整兩國邦交關系的協定，協助新生的中國的建設。對于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或使它歸并于新的中央政權”。

汪精衛投靠日本成為新“代理人”

由于重慶政府不敢冒然進行投敵活動，日本加速了尋求新“代理人”的步伐。1938年7月12日，《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中提出：為了使敵人喪失抗戰能力，并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臺，應加強目前正在實行的計劃。主要有：一、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和中國民眾的抗戰意識，同時，醞釀建立鞏固的新興政權的趨勢。二、促使對雜牌軍的拉攏歸順工作，設法分化、削弱敵人的戰斗力。三、利用、操縱反蔣系統的實力派，使在敵人中間建立反蔣、反共、反戰的政府。

然而，這種傀儡政權一開始就受到日本的嚴密控制，“各個政權的首腦以下的官吏，由中國人擔任，但必要時，在關鍵的位置上配置少數日本顧問，或招聘日本人擔任官吏，便于從內部進行指導”。一面是日本陷入中國戰場相持階段、一時無法自拔急于找到新“代理人”的急切心情，一面是汪精衛集團認為是千載難逢的機遇降臨、不可錯失的興奮。

于是，1938年11月，汪精衛派高武宗等人到上海與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接洽投降事宜。11月12日，在上海東體育會路七號重光堂內舉行秘密會談，雙方達成《日華協議記錄》，稱要“建設東亞新秩序”，“俟機成立新政府”，實行“各自親日、親華的教育及政策”。這些字眼上的“平等”“和平”使汪精衛集團在走入歧途的過程中越陷越深。自以為可以利用日本，反而被日本所利用。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開承認了南京汪偽政權，并且公布了雙方簽訂的《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關于基本關系的條約》《日滿華共同宣言》等協定。日本企圖借助這種“合法的”形式，把中國變成一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宣傳都由他們嚴密控制的殖民地。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日本利用汪偽政權加緊對占領區進行大肆掠奪，稱“大東亞戰爭的關鍵，一方面在于確保大東亞的戰略據點，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資源地區收歸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擴充我方的戰斗力量，同德、意兩國緊密合作，互相呼應，更為積極地展開作戰，一直打到使美、英兩國屈服為止”。日本侵略者的猙獰面目暴露無遺。

然而，汪精衛集團卻是跟著附和。他在1942年7月7日“紀念七七五周年”會上，聲稱為了“全面和平，防止共禍，掃除英美經濟侵略”，要“在農、商業上努力生產，協力大東亞戰爭”，以期通過“大東亞戰爭的勝利”來“解放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大東亞”旗號下的犧牲品

可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大東亞戰爭究竟是個什么模樣呢？一位時人在回顧“大東亞戰爭”時這樣說：“一方面是少數新貴和發國難財的人們的豪華揮霍、驕奢淫逸;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民的顛沛流離、生活艱難”，在“目前大東亞戰爭時代中，沒有一個可以吸收著各方面真正的專門人才而認真工作著的全國性的文化機關和地方的文化中心機關”，“各地中小學的教育情形，沒有人能說已可滿意了”，“至于出版界和輿論界，不要說是和日本比較，就是和十年以前的情形對比，都是退步的”。

這些企圖與兇惡的敵人共舞的“合作分子”們也成了“大東亞”旗號下的犧牲品，“日本人并沒有把他們當做真正的合作伙伴，而只是將他們認作附庸，很少給予實際的援助，讓他們自生自滅”。因此他們只能以敲詐勒索為生，整天極盡罪惡與恐怖之能事。

當奴才的人是沒有人看得起的，而奴才受了委屈，只能關起門來跳腳，見了主人還得卑躬屈膝陪上笑臉。汪的這種苦境，“前漢”梁鴻志看在眼里，他私下對朋友們說：“王叔魯在北京，日本人向他要十樣東西，他還價給五樣，結果讓日本人要了八樣去。我在南京，日本人向我要十樣，我還價八樣，結果十樣都被日本人要了去。汪先生就比我們慷慨多了，日本人伸出手來還沒有開價，他就主動地拿出十樣東西來，結果日本人再加兩樣要了十二樣去。”也許這就是賣國投敵者應有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