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馮玉祥不知道應由他代行蔣介石職權
劉健群是國民黨軍政要員。他早年參加黔軍，并非“黃埔系”出身，卻能借助與何應欽的同鄉關系成為蔣介石的心腹，位列“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并擔任過復興社書記長。其后雖然曾在內部傾軋中失勢，抗戰期間還一度遁跡于云南雞足山中，但戰后又復出成為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晚年在臺灣以“立法委員”身份終老，其一生頗具傳奇色彩。2016年3月中華書局出版劉健群的回憶文集《銀河憶往》，本文選摘自書中《窺測西安事變的前因后果》一文。
西安事變發生之后，南京中央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似乎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見解。一是熟讀明史，知土木之變失君得君的利弊得失的人，他們主張立刻正名討逆，臨之以威，才可以達到營救委員長出險的目的。這一主張，以戴季陶先生為最明切。因為他對委員長公誼固深，而私交尤篤。一心一意只為愛護委員長而發揮主張，不必有所顧慮。另一方面，有若干人卻認為委員長既已被人劫持，當盡力婉商，以擇安全。深恐激怒張氏，使委員長的生命，更陷于危難。實際這兩種辦法，名雖相異，實則相成。婉商固以營救為目標，討伐又曷嘗不是止于以營救的范圍為界限呢？若果不是為了營救委員長，一切手段均將喪失其意義與價值了。話得說回來，事后諸葛亮，人人都比孔明強。在當時生死存亡，千鈞一發，恩怨未分，情況難明，宜剛宜柔，過與不及，誰能說哪一種辦法，是至當不移有效的辦法？誰能說哪一種手段，是萬全而無少許危險的最好手段呢？
事變當中，在南京軍事委員會，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因為軍事委員會，雖有常務委員，但委員長為了安置馮玉祥，曾設置了一個副委員長。有委員長在，一切無問題。一旦委員長被人劫持，不能行使職權，是否由常務委員會主持？還是應由副委員長代行職權，負擔起全部討伐或談判的責任呢？以馮氏為人，對于委員長和黨國的關系，他若真正代行委員長全部職權，明人不必細說，包你有花腳烏龜好戲可看。因此在組織規程上，尋出了根據，中央還是決定另行以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馮玉祥只是馮玉祥。依然和蔣委員長在京時一樣，照常做他的副委員長。他牢騷不牢騷？滿意不滿意？是另一問題。這是革命歷史，是黨國大計，千萬有不得一分一步的差錯！當年朱培德奉委員長命，主持軍委會事務。他的辦法是大事請示委員長，小事去問林主任(林蔚文系辦公廳主任，保有委員長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無涉。當然像馮玉祥這個副委員長，更是等于有名無職，自然應該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的。時間好在不很長，也總算是沒有鬧出甚么不妥不當的笑話。
